身边档案｜成都老北门往事并不如烟（中）(北門皇城狀元)

桑宜川/文

成都北大门外的驷马桥，是一个很有故事的地方。
相传汉代大才子司马相如北上，赴长安，途经城北昇仙桥，题句于桥柱，自述致身通显之志，曰：“不乘高车驷马，不过汝下也！
”后世遂以“题桥柱”比喻对功名有所抱负，亦省作“题桥”或“题柱”。
昇仙桥由此而易名“驷马桥”。

再往北走，到新都，更有位居明朝三大才子之首的杨慎，他在21岁那年参加会试，本来主考已将他的鸿文列在卷首，已是板上钉钉之事，谁料照明的烛花烧了考卷，于是名落孙山，真是时也命也。
然而杨慎胸藏锦绣，非要“浪花淘尽英雄”不可。
到了二十四岁那年，他又去参加殿试，这次皇天不负有心人，他被选为状元，而且还得了一个翰林院编修的职位，这是当时读书人的至高荣誉。

落酱园街，因状元骆成骧而得名

清朝年间，四川出了不少名士，如遂宁诗人张船山、诗论家；德阳戏曲理论家李调元；稍后更有资中人骆成骧，破了清朝没有川人摘取文状元桂冠的天荒。
骆成骧成名后，到成都定居。
在文庙南街以南，2001年前有个不起眼的小巷，叫落酱园街，其实原叫“骆状元街”，就是因状元骆成骧而得名。
但骆成骧晚年住在皇城以北的街巷里，如今那一片街区已不复存在。

骆成骧

骆状元的早年人生与成都的几家书院有关联，他9岁入成都锦江书院，14岁进尊经书院深造，聪敏勤奋，为主讲人王壬秋所器重。
光绪十九年（1893），四川乡试第三，光绪二十一年中进士，这次殿试光绪帝亲临现场。
主考官徐桐，见骆成骧言词异切，文句朴实，辩理精辟，尤其答卷中“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一句切中时政，正值光绪帝被老佛爷废黜，康有为走麦城之际，感动了光绪帝，钦点他为状元。
这就是他，早年苦读，博取功名，中年入仕，重教兴学，直至终老。
又因他是清代四川唯一的“状元”，故在四川乡绅士林中颇具影响。

骆成骧“状元及第”匾额

骆状元一生清廉自守，极重教育，常说：“天下无如吃饭难，世上唯有读书高。
” 他任过山西提学史，辛亥革命后任四川议长、筹赈局督办，梁启超赞誉：“状元公办学有瘾。
”实为中肯之语。
1916年任四川高等学校校长，乃四川大学前身。
他为人正直，连省督陈宦奖给他4000大洋，都如数办学，可自己生活却清贫如洗。
1926年夏天，他在成都北门故居病逝，灵柩穿城，经龙泉，送回资中安葬的途中，一时万人空巷，摩肩接踵。
这就是成都北大门的人文故事场景之一，何等伟岸！
百年以降，在四川无人享有此殊荣。

五老七贤多住皇城以北街巷里

近年来，成都人心目中的不同城区各有千秋，但民国时期的成都则全然不同，那时的城区不大，主要在如今的一环路内，除了华西坝有华西协合大学，望江楼旁有1936年从皇城迁移过去的国立四川大学，彰显出厚重的蜀地人文，出新南门再往南，基本上是农耕之地。
而皇城以北，上风上水，大户人家，名门望族多半居住在这一片城区，鳞次栉比。

先撇开官府人家不提，先说说民国时期的“五老七贤”，他们就主要居住在皇城以北的街巷里。
他们学识渊博，德高望重，闻名遐迩，被后世尊为“蜀中宿儒”，其中有状元、进士、举人、知府、翰林、御史。
为政者清廉刚正，循声卓著；为教者扶掖后学，培育英才。
他们德才兼备，经世致用，广植桃李，嘉惠士林，继承巴蜀文化的优秀传统，使“蜀学”在国内产生深远影响。

赵熙

这一说法有些仿竹林七贤，五为实，七为虚，其中有赵熙、徐炯、方旭、宋育仁、刘咸荥、尹昌龄、陈仲信、曾鉴、曾语、骆成骧、胡骏、文龙、颜楷、衷翼保、林思进等二十余人。
例如赵熙的诗词书画，刘咸荥的联对，林思进的古诗文、颜楷书法均在蜀中遐迩闻名。
他们的徒子徒孙就更多，数都数不过来。

宋育仁画像

这些士林文人的社会良知具有一定影响，他们为民请命，调停祸端，救济灾民，也让军阀与江湖袍哥不得不收敛一点。
然而也因此落下垢言，谓之“五个烧火佬，七个讨人嫌。
”但他们门生众多，不愁没有弟子站出来，为恩师仗义执言。

培根固本，慈惠堂一度声名远扬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尹昌龄先生，他是成都“五老七贤”之一，故居就在老北门。
辛亥革命后，他兴办了成都慈惠堂，被广泛誉为“中国慈善第一人”。
除此而外，他还兴办过学堂、托儿所、孤老院、火柴厂等实体机构。
成都最早的托儿所、孤老院都是他亲手创建的，令后世敬仰。

成都档案馆史料记载，他的“希望工程”鼎盛时期，曾捐出现金百万大洋，救助濒临破产的生产服务型工厂，为数以千计的城市贫民提供工作机会，而本人却无分毫利，1942年去世时，身无余财，连丧事也办不起，民众自发为他送葬，队伍绵延了几条街。

尹昌龄

回望历史，在成都九眼桥不远处，曾有过一条“培根路”的街道，这里伫立着成都最早的社会企业，慈惠堂属下的成都培根火柴厂。
其前身是惠昌火柴厂，始建于清光绪末年。
民国时期，四川局势长期纷乱，生产无人关心，培根火柴厂日渐凋敝，最终不得不关闭。
1922年，尹昌龄为了扩大成都慈惠堂的收入，以支持各类慈善事业发展，改“惠昌”为“培根”，取“培根固本”之意。
这个改动，不仅改变了火柴厂的名称，也让它从一家单纯靠生产盈利的工厂，变为了以盈利为手段、以慈善和社会公益为目的的社会企业，这从培根火柴厂设厂之时的核心理念中便可见一斑。
其火花上有云：“厂中余利，专恤孤穷，敢有私弊，天地不容，以扇喻善，奉扬仁风。
”这句印在火柴盒上的广告词阐释了“以利益善”的独特经营模式。
而最早火柴厂生产的火柴叫“娃娃牌”，为了凸显公益属性，后来便改名“扇牌”，以“扇”字谐音“善”，永存巴蜀历史。

城北骡马市，民国纸铺兴盛一时

在中国学术史上，自古以来“蜀学”在全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民国时期，当新文化风起云涌之时，蜀学的“名份”从未动摇。
那年月，川籍学者走向外面世界的虽不多，但却有自己的禀性，有他们值得骄傲的许多方面。
以旧学来言，他们在群经诸子等朴学领域确实颇有整体实力，像赵少咸、向宗鲁、庞石帚等旧学大家，读书广雅，博古通今，并不输给同时代的外省士林宿儒。

1936年，任鸿隽到四川大学任校长，甫抵即聘请刘大杰做中文系主任，结果很丢面子，因为刘先生做的那些旧诗，论水平比他的蜀中学生都要差一截，故而没过几个月，刘大杰呆不下去了，遂向任校长请辞。
由此可见，蜀中文史人才怎生了得？

1987年修建、2003年被拆除的骡马市未来号天桥

那年月，其实也不应苛求刘先生，他是新派人物，根本无法与川籍学人的旧学“华山论剑”。
比如早年的廖平，后来的吴虞，两人都是现代中国的鸿儒。
吴虞家住成都老北门，每天以研究古文字的释读这门冷学问为业，且硕果累累。
他的故居位于北大门外的新都，早年入成都尊经书院学习经学，戊戌变法后，转而学习西方社会政治学说，著书立说，发出蜀中学人的声音，被称为“成都言新学之最先者”。

吴虞是“五四”时期的文化名人，曾先后在成都大学、北京大学和四川大学任教。
与龚自珍、马君武一起，被柳亚子称为“诗界革命军之三人”。
胡适称他为“中国思想界的清道夫”，“四川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

我至今不解，那时的成都偏安一隅，城北的社会生活环境并不佳良，何以催生了这么多睿智的文人士者？

历史上的成都北门街巷里曾有过许多深宅大院，住过许多名人，例如晚清名臣丁宝桢，他于1876年自山东调任四川总督，在四川任上，他做了两件特别的事：一是开发了名菜宫保鸡丁，二是创办了四川机器总局（四川机械局），推广洋务运动。
他的故居在北门方正东街，那里曾有他的家族祠堂“丁公祠”。

辛亥革命英雄夏之时，曾担任过四川副都督兼蜀军总司令，他的妻子、民国女杰董竹君更是闻名遐迩，家住北门公馆。

老成都的城门

成都报业鼻祖级人物，大实业家傅崇榘的故居在北门附近桂王桥北街石马巷。
史料记载，他们就在皇城以北的几十条大小街巷里住过，彼时公馆林立，俨然一个官吏与士林聚落，好一派老成都的人文风光。

满清时期，满城北面的骡马市一带，乃是满汉商贾经营牲口的集市。
到了民国时期，随着满人的迁徙，逐渐变为汉人的纸张及文房四宝流通之地，生意兴隆。
正是有李劼人于1926年在乐山原蜀新碱厂旧址上创办的的乐山嘉乐纸厂，钱子宁于1939年创办的宜宾中元纸厂等数十家省内纸业，才使抗战时期的纸、钞票纸、打印纸、道林纸、电报盘纸、绘图纸等实现“四川造”，并在那十字路口开设店铺，解决了当时四川报纸印刷纸张大多靠进口的难题，从而大大降低了报纸的价格，使报纸得到了广泛普及。
其中数吴氏家族的纸铺较大，还有鲁氏家族帮着营销，以期满足省内外的用纸需求。

笔者认识这两家后人，多次聆听口述，故而得知。
1949年以后，那些纸铺纷纷易名“文具店”。
直至上世纪80年代，骡马市那里的十字路口处，“未来号天桥”下尚有若干家书店、文具店开业。
再往北不远，过“万福桥”，有四川省印刷厂，其前身为民国时期的印刷厂，都是有历史渊源的。
这就是老成都皇城以北的人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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