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名人在信阳息县“五七干校”的遗痕(幹校的是寫到)

据息县县志记载：1969年前后有外贸部、物资部、铁道部、社科院、对外文委、对外经委、全国总工会等中央机关单位在息县办“五七干校”。
到1970年，有几千北京人来息县，住在各个“五七干校”驻地。
他们在参加政治运动和田间劳动的同时，也进行着各种思考和创作，留下了很多有重要价值的手稿和作品，这其中包括著名学者的理论文章，著名作家的诗歌、散文、日记等等。
今天品评这些文字，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当年文化浩劫之中，这些学人的睿智和个性。
　　　　

俞平伯及在息县创作的诗　　　　

俞平伯是一位久负盛名的学者、作家、批评家兼诗人，他一生潜心写作，辛勤笔耕，以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的双重建树，成为“五四”运动以来为数不多的硕儒。
特别对中国古典诗词和《红楼梦》，他有着很深的研究。
　　

俞平伯一生作诗数量极多，他把“人生譬之为波浪，诗便是船儿”。
1969年，他随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五七干校”来到息县，这一段生活，成为诗人一生最特别也最难忘的经历。
朴素宁静的乡间生活与喧嚣压抑的政治气候形成巨大反差，使诗人产生了强烈的创作欲望。
这期间诗人进入晚年创作的高峰期，农舍茅屋、河塘竹林、杂乱的集市、泥泞的道路均成为素材。
乡亲们常看见他随身携带着一个破旧发黄的小笔记本，上面写满了七言或五言诗词，从这些草稿的流畅程度上看，几乎每首诗都是一气呵成，很少改动。
在息县一年多的生活里，诗人共创作了近百首诗词，具有代表性的是：《息县杂咏》、《纪东岳事》、《至日》等等，其中七言长诗《重圆花烛歌》还在香港单独出版。
这些诗词对息县农村的田园风光和民情民风作了真实的记录，有“泥他双宿与双飞，传道邻村燕子归”的佳句，有“落日明霞映水鲜，西塘小坐似公园”的情感，至今读起来仍然感觉清新爽朗。
　　

五言律诗《纪东岳事》里诗人写到：　　

樱子黄先赤，红桃更绿桃。
　　

塘春多扁嘴，延颈白鹅高。
　　

东岳庙恢扩，闻当街北头。
　　

他年遭劫火，空有集名留。
　　

明日当逢集，回塘撒网赊。
　　

北头卖蔬果，南首有鱼虾。
　　

诗人住处，村前屋后有很多楝树，当紫色的楝花盛开时，随风飘来阵阵清香。
但是，这位久住苏杭和京城的老人，从未见过楝花，也未感受过楝花扑鼻而来的芳香。
为此，老人在一封家信中满怀喜悦地写到：“顷看见一树，地面落花紫色，此花在诗词中每见之。
所谓‘二十四番花信风’，其第二十四番，即楝花风。
开到此花，春信全了，故诗人每每用之。
我却从未见过，因口占二诗。
”名曰《楝花》：　　

天气清和四月中，门前吹到楝花风。
　　

南来初识亭亭树，淡紫英繁小叶浓。
　　

此树婆娑近浅塘，花开飘落似丁香。
　　

绿阴庭院休回首，应许他乡胜故乡。
　　

诗人夫妇俩在息县东岳住了一年零二个月，在此期间与农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有 《农民问字》一首： 　　

昔年漫学屠龙技，讹谬流传逝水同。
　　

惭愧邻娃来问字，可留些子益贫农。
　　

在农村过端午节是非常热闹的，特别是邻居的热情关照，常给他们带来许多喜悦和快乐。
1970年端午节是在邻居家度过的，诗人写到：　　　　

《端午节》　　

晨兴才启户，艾叶拂人头。
　　

知是天中近，邻居为我留。
　　

清润端阳节，茅檐插艾新。
　　

分尝初刈麦，惭荷对农民。
　　

由于诗人夫妻年纪大，有受人尊重，劳动时一般安排较轻些的活干，“绩麻”是其劳动内容之一： 　　

《绩麻》　　

脱离劳动逾三世，来到农村学绩麻。
　　

鹅鸭池塘看新绿，依稀风景似归家。
　　　　

农村的生活也常给老人带来一定的困难。
有一次，下雨天需外出开会，步行返回至半路时，道路泥泞，立在其中无法自拔。
幸有农人路过，在其搀扶下昏黑时才回到住所。
这次经历正是“冬至”那天，所以，以诗名《至日》记下：　　　　　　

至日易曛黑，灯青望眼赊。
　　

泥途云半舍，苞信一何遐。
　　

已湿棉衣重，空将油伞遮。
　　

风斜兼雨细，得伴始还家。
　　

1971年元旦，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俞平伯等十多位老知识分子，提前从干校“毕业”。
在离开东岳时，老乡们都来相送，真情之下，诗人用息县方言赋诗一首《与农民话别》：　　

落户安家事可怀，自憎暮景况非材。
　　

农民送别殷勤意，惜我他年不管来。
　　

俞平伯一生当中，有二十年住在苏杭，有五十年住在北京，但是，在息县的这段生活经历给老人留下的印象之深，却不亚于北京和苏杭。
在后来的京城生活中，老人与东岳房东之女顾兰芳有书信相通，于是，常勾起老人的思乡之情，并在《辛亥杂诗》里写到：　　五七光辉指示看，中洲干校一年还。
　　

茅檐土壁青灯忆，新岁新居住永安。
　　

日日风寒已是春，农娃书信慰离人。
　　

却言昨梦还相见，回首天涯感比邻。
　　

雨中行路一趑趄，昏暮思归味所趋。
　　

自是人情乡里好，殷勤护我到茅庐。
　　... ... 　　

俞平伯1990年以91岁的高龄逝世于北京。
然而，他的诗词成为息县人民永远唱不完的歌……　　　　

钱钟书夫妇及杨绛的《干校六记》 　　

在息县东岳有位老农这样说：“五七干校”的人个个通晓天文地理，人人能懂八国文字。
这正是“五七干校”的文化名人留给老百姓的印象。
其实，这样的话用在钱钟书身上是一点也不夸张的。
钱钟书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学者、作家。
他博学多能，学贯中西，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方面有着卓越的成绩，被誉为文化大家。
他的主要作品有《管锥编》、《围城》等。
　　

杨绛是翻译家、文学家。
早年任清华大学西语教授，1949年以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员，最著名的译著是《堂•吉诃德》。
1980年，她根据“五七干校”的亲身经历写成了《干校六记》这部散文集。
在这部散文集里，记录了当时中国农村的生活状况和中国知识分子在特定时代里乖蹇命运和达观精神，以及他们夫妻恩爱、互帮互助、相依为命的感人场景。
“文字简约而诙谐，感觉微妙而真切”，“大背景的小点缀，大故事的小穿插”。
　　

当时，去“五七干校”的队伍从北京出发，“学部敲锣打鼓进行欢送，年逾七旬的俞平伯及老伴打着红旗领队当先，像学龄儿童那样排着队伍远赴‘干校’上学”。
他们兵分两路，一路经信阳、罗山和息县县城，另一路经驻马店、正阳到息县东岳。
刚开始，杨绛他们暂住在村里副队长的家中，“六面泥的小房子，半尺高的窗洞，我的床位在没风的暗角落里，伸手不见五指，除了晚上睡觉，白天待不住”。
干校的劳动有多种，如种豆、种麦等农活是大田劳动，也有些杂活，如：脱坯、养猪、打井、种菜园等等。
“清晨三点钟空着肚子下地，早饭六点送到田里，劳动到中午休息，黄昏再下地干到晚”。
在“凿中记劳”和“学圃记闲”里作者记录了挖井的劳动过程和感受：“挖井一开始是干土非常吃力，到后来是带有水分的烂泥巴分量更沉重，由于天气很冷挖到三米深以后，越挖越困难”。
当然，杨绛干的只是为打井人送饭和烧水的杂活，有时也凑凑热闹，脱了鞋袜，把四处乱淌的泥浆铲归一处。
“平时总觉得污泥很脏，可是把脚踩进泥里，觉得它更亲近了”。
在水井挖好的那天，杨绛还特意打来烧酒，买来泥块糖（劣质糖块），为大家开了个庆功宴。
　　

杨绛在一个村庄看管菜园，钱锺书则在另一个村庄看管工具，他们相隔咫尺却不得见面。
后来，钱锺书找到一份到邮电所领取报纸、信件、邮包的工作，凑巧的是到邮电所的路正好要经过杨绛看管的菜园子。
这样，他们夫妇俩可常在菜园相会，杨绛养的一只小狗也在钱钟书来时围绕着他们亲热，相映成趣。
“远胜于旧小说和戏曲里后花园私相约会的情人。
”在这期间他们还度过了六十岁的生日，为此，还开了一个红烧鸡的罐头。
　　

他们的菜园种了很多青菜，有韭菜、雪里蕻、莴笋、胡萝卜、香菜、蒜苗等等，但是，常有老乡来“拣”他们的菜。
一天，有一位老大娘带着女儿拣了许多干老的菜帮子，并说“先用水煮一下，和些面糊，一搅，可好吃哩！
”。
“我见过他们的‘馍’是红棕色的（高粱面做的），面糊也是红棕色的，不知‘可好吃哩’面糊是何滋味”。
此后，杨绛经常在生活上帮助他们，还对小女儿的学习进行指导，彼此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在干校也有很多值得回味的小故事。
当时，钱钟书人又黑又瘦。
一次到诊所看病，心直口快的黄大夫看他签名薄上写的是钱钟书的名字，怒道：“胡说！
你是什么钱钟书，钱钟书我认识！
”后来说出杨绛的名字，此事才得以结束。
钱钟书和另一位一级研究员吴晓铃，从来就没有用柴草烧过火，一次，别人让他俩烧开水，结果半天时间都没有烧开，这事让大家笑话了很长时间。
更有趣的是何其芳同志吃鱼的故事：一天，食堂改善伙食，有红烧鱼，何其芳同志忙拿自己的大漱口杯去买一份，可是吃起来味道很怪，愈吃愈怪。
他捞起最大的一块想尝个究竟，一看原来是还没泡烂的药肥皂，落在漱口杯里还没拿掉，大家看完后都笑了。
同时，也带着无限的同情。
　　　　

顾准及他的《息县日记》 　　

顾准是一位会计学家、经济学家，也是一位当代思想家。
他才气横溢，见解深邃，知识渊博，一生在历史、哲学、政治等诸多领域进行着执著的研究和思考，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思想，是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
早在五十年代，他就发现了人为设定的经济体制的弱点，提出“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的理论。
他在一生的论文和著作里，全面研究世界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尽力弄清楚西方文明的渊源，在比较中西文明的基础上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轨迹。
他说过，只要能清醒地看到我们国家问题的所在，我们的祖国不久就会“雄飞世界”。
他认为，“民主是方法不是目的，根本的前提是进步，只有进步才是没有止境的”。
他是一个彻底的爱国主义者，他梦寐以求的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腾飞富强。
　　

顾准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历尽了种种苦难。
与信阳地区的不解之缘是他亲身经历了1949年以后的两大重要历史事件，一次是1959年被下放到商城县劳动改造近五个月；另一次是1969年随学部“五七干校”来息县生活近两年。
时代使这个大学者与信阳地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两次经历带给他的是苦难，而他在苦难当中想的是整个中国的“雄飞”。
　　

1969年11月，顾准随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下放到息县“五七干校”。
在此期间，他留下了一二十万字的《息县日记》。
当时政治运动频繁，很多知识分子受到不同程度的摧残，然而，被两次打成“右派”分子的顾准，来到息县就进行广泛的调查和深入的思考，他在日记里写到：息县地处淮河之滨，在淮河的紧北面……，东岳环境，并不如在京所闻那样严峻。
土地辽阔，村落田地，景色与淮海区依稀相类。
此次来息县，对千里淮上有了一番新的认识。
“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要米有米，要面有面。
”这是息县的民谚，实际情况也确是如此。
淮上的自然条件如此优越，作为农业基地，前途如此有望，水利加化肥，仅仅千里淮上，就可抵得世界上任何一个著名的谷仓。
对于千里淮上锦绣河山所知较多，更加觉得我们祖国的宏伟壮丽。
　　

比起大城来说息县东岳的生活比较艰苦，但顾准来到这里却少了许多精神上的折磨，生活也相对稳定。
干校又有较多的农业机械，人工干的都是较轻一些的杂活，如修建房屋、打井、养猪等等。
“巫宝三脱坯，章有义制瓦，杨坚白和泥，骆耕漠装麻，林里夫拉车。
”在生活问题上，除正常在食堂吃饭外，自己还可买些炼乳、糖果。
1971年元旦日记是这样写的：虽在运动中新年伙食极其丰盛。
运来猪四头半，鱼恐在四百斤左右，集体伙食供三顿好菜，鱼、饺子、溜肉片。
全天的劳动任务是绞饺子肉馅，这是五年来未干过的活。
　　

随着生活的好转，他在息县的日记越写越多，越写越长，有时每天的日记达到二三千字，成为探讨和研究理论的文章集锦。
为此，引发出许多重要的学术思想，形成了对祖国建设有重要意义的意见和建议，并与今天许多正在建设的重大项目有着惊人的相似。
　　

关于三峡建设，他在1971年的日记里写到：昨闻三峡上马,晚间浮想联翩，不能入寐，…… 三峡电站若以450Kw输电半径计，达周边为汉中、西安、洛阳、九江、长沙、重庆。
其年发电量若上500亿KW，以0.05元/KW计，每年收入达25亿元。
这样，这个电站即使投资100亿元，也是划得来的。
　　

在黄淮海开发问题上，他在70年12月20日的日记里写到：黄淮平原苦于三料俱缺，东起海州，西迄信阳……应修筑五六条简易铁路，于是燃料可以运入农村，畜产品、农产品可以运出，这块大平原就可以成为世界上最大片的精耕高产农业区。
……经营这个大平原农业的经济效果，远胜于山区的治山治水。
大寨型的农村是可贵的，然而这块大平原的农产量却是无限的。
　　

关于西部开发，他写到：东侧建设，无论工业或农业，都是事半功倍，西部建设，并不是没有必要，关中、河西、四川、以至京汉西侧的广大地区，资源现当开发，工业理应发展百年来偏枯局面当改变。
东西并举，速度更快。
但愿今后十年，我国工业能十倍于今日。
　　

在人口与发展的问题上，他写到：我敢设想的极限，是一半人口在农业，农产品自给的工农业大国。
但是这是一种不合理的限制。
这种局限，其实不能摆脱农村贫困和农村人口增殖率无法抑制的困境，也是永远达不到真正现代化的目的。
　　

在研究新会计问题上有日记写到：在会计上引起的新的问题有二，第一，在企业而言，全部用工用料分成资本支出和收益支出两部分；第二，在国家全体的而论，决不可以再抄袭苏联，以当年财政的收支为企业会计计算的唯一内容，经营基金，尤其是固定资本的增减，是全体工人阶级一年辛勤劳动的重要成果之一。
1964年前曾设想，国家要有一个总会计局。
现在看来，这样的安排更成为必要。
　　

从1957年开始到文革结束中国的政治运动取代了经济建设，成为全党的中心工作，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当时最响亮的口号。
但是，顾准用高度的热情和强烈的责任感，来研究国内国外经济发展规律，并得出自己的结论：中国的前途，重心其实应放在经济发展上……。
以经济为中心来建设中国。
经济发展在我国必将愈来愈急成为中心，其他一切，势必围绕这个中心而转动……。
造成一个可以集中精力搞建设的局面，再干二十年，二十年后中国就是雄飞世界的中国了。
　　

星移斗转，沧海桑田，这些文化名人已离开息县三十多年了，同到中州是胜缘。
息县人民至今记忆犹新，津津乐道，茶前饭后之余仍以谈论“五七干校”的人和事为自豪。
收集整理这些文化遗产形成一种本地特有的“干校文化”，而“干校文化”更能激励和帮助我们建设更幸福更美好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