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发现丨成都琉璃场：兴盛于唐宋的古陶窑址(琉璃明代出土)

张锦玥 文/图

雨后霁霞，似宝石雅致，泥澄铁镞，夺千峰翠色。

中国陶瓷，一寸一匠心，一器一风韵。
成都琉璃场，正是传承700年的器韵之地。

《华阳县志》载：“琉璃古窑始于唐，盛于宋，衰于明末”。
从五代至明朝的700多年间，琉璃古窑烧制过大量的青瓷和五彩缤纷的琉璃釉陶器。
上世纪，琉璃场附近出土了不少精美的陶器，陶器碎片散布的面积为340亩，堆积层厚1～3米。
在现针织厂、印染厂及宿舍和胜利粮站后的建筑物的下面，都还可以见到陶器碎片。
1984年11月，金牛区人民政府批准公布“琉璃古陶窑址”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并在琉璃场村立碑，以示保护（1991年前，琉璃场属于金牛区管辖）。

明代青花松竹人物图瓷香炉 1969年在成都外东胜利乡明墓出土。
（四川博物院藏）

晚唐至明末

官办的陶瓷手工场

琉璃厂是明代以来的旧名，场以厂名，故名琉璃场。

据有关资料记载和考古专家论证，从晚唐直到明代末期，琉璃厂一直是成都附近的一个官办陶瓷手工场，延续了700多年从未间断，以其规模宏大、产品优良、品种繁多、历史悠久而成为西蜀少数几个著名的陶瓷工场之一。
宋代，这里五彩缤纷、光亮耀眼的琉璃釉陶器遐迩闻名，南宋时期它的产品几乎独占了整个四川市场。
明末时期，因战乱或其它原因，这里再也没有恢复起来。

令人感到疑惑的是，在1909年简阳人傅崇矩编著的、勾画了清朝末期成都社会全貌，被专家、学者誉为清末成都社会百科全书的《成都通览》没有琉璃厂或琉璃场的文字记载，倒是周围的三圣场（又叫高店子）、沙河铺、中和场、中兴场等均有文字记载。
这个问题直到最近才解开，据当地老年人讲，琉璃场到清朝已经是一片废墟。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起，才有人在这里卖茶卖饭，住户逐渐增多，初具场镇雏型，因多系草房，故称为“草草场”，又叫“溜溜场”。

以琉璃厂故名的琉璃场曾属华阳县管辖。
抗日战争时期，华阳县政府曾从成都市政府街迁来这里办公，1944年华阳县政府批准正式建场名琉璃场。
抗日战争胜利后，琉璃场才有了乡的建制，为纪念抗战胜利定名为胜利乡。
1959年，胜利乡划归成都市郊区管辖，下半年，因“公社化”又定名为胜利公社。

1984年恢复“乡村”建制，金牛区人民政府将胜利公社改名为琉璃场乡人民政府，其所辖十个大队分别更名为琉璃场村、麻柳湾村、包江桥村、祝国寺村、大安桥村、江家堰村、潘家沟村、棬子树村、金像寺村、皇经楼村。
上个世纪末期，又将琉璃场乡更名为琉璃乡。
2001年由锦江区街道区划调整为柳江街道办事处。

明嘉靖青花莲鹤纹素狮纽瓷熏炉 1969年成都胜利公社四大队明墓出土。
（四川博物院藏）

瓦片土消失

99座大窑包也无从考证

从空中俯瞰，琉璃场街就是一个大窑包，至今还有一些年老者将一些土坡、高坎（堆积层）叫窑包。
据成都市文史资料显示，民国初年，琉璃场还是乱坟地，当时还有窑包21座（相传，在古代的极盛时期有窑包99座），整个窑址占地面积约为一平方公里，窑包之间相互紧密重叠，突出地表高处达10米以上。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修路和坟地的开垦，以及成仁公路的建设，琉璃场从仅30多家居民和店铺，到如今已达数千户居民，其窑包早被推平修建成街道和房屋。
据1981年11月金牛区土壤普查资料显示，把窑包等废窑址的瓦砾场改土而成的耕地定名为一个新的土种：“瓦片土”，主要公布在琉璃场村、包江桥村，面积达21.3亩———这在当时的金牛区仅有此地才有这种土壤。
后来因修琉三公路、新成仁公路，这些瓦片土也基本不复存在。
据当地老人讲，这种土壤呈灰黄色瓦砾粘土，内含瓦砾较多，风化程度低，土瘦背肥，耕作困难，但是每年种的红苕最甜、最好吃。

琉璃厂窑清代及以后就已停烧，原因至今不明，文字也少有记载。

1939年，华西大学古物博物馆馆长、美国人葛维汉为首的一批外国人专门到琉璃厂作了实地考察，葛维汉写成论文《琉璃厂窑址》在英文版《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上发表，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极大重视，琉璃厂从此名扬海内外。

后来，郑德坤在《四川考古论文集》中记载了《邛窑与琉璃厂窑址》；1955年3月四川省文管会对琉璃场窑址进行了调查，并在《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9期发表了林坤雪《四川华阳县琉璃厂调查记》；以及因修路建房，不断有很多遗物出土流传，人们对该窑址才逐渐有所认识。
上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又经过多次调查，在四川境内不断发现五代至宋、元、明的墓葬中出土大量的琉璃厂窑所烧造的器物，因而对琉璃古窑有了更多的认识。

明代青花花鸟纹带盖瓷瓶 成都静居寺明墓出土。
（四川博物院藏）

中唐到北宋

以烧日用陶器为主

冯汉骥在《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中介绍了几件陶器，有盆、四耳罐、六耳罐和碗，胎紫红色，在白色护胎釉上施不及底的米黄色半釉。
四耳罐的耳间腹部绘四朵“黑、黄、红三彩的草叶花纹”。
罐耳为复系式，碗底为矮宽饼足，是唐代的造型。
冯汉骥认为这是琉璃厂窑的产品，并说：“其时代约为唐中约以后金北宋，成都附近此时期的墓葬中均出此类陶器”。
所以琉璃厂窑从中唐到北宋都以烧日用陶器为主，同时也烧琉璃器。

1973年洪雅县发现北宋元丰三年（1080）砖室墓，出土有陶碗、陶执壶、小陶罐、双耳陶罐、五系大陶罐等。
胎紫红色，上白色或褐色护胎釉，釉色有米黄、绿、褐、深褐等。
尤其是五系大陶罐为直口、长圆腹，下腹内收为小平底，在腹以上先施白色护胎釉，再用绿釉在腹上部绘卷草四叶纹，与琉璃厂窑所出完全相同。
从而进一步证实了北宋时琉璃厂窑仍大量烧造日用陶器。

1955年1月，在成都外西瘟祖庙清理了一座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太监丁祥墓。
据墓志铭载：“为至正德初，侍于今上，尤重其能。
屡命于琉璃厂董督陶冶，建诸瓴甓。
”1970年成都凤凰山明朱悦燫墓（该墓是明初蜀王世子朱悦燫之墓，是当时发现的明代王侯墓葬中规模最大而又装饰华丽的地下宫殿，虽经数次被盗，但其以琉璃砖瓦模拟地面宫殿建筑的墓室和五百多件各类琉璃瓷俑及其象辂辕等瓷质模型基本保存完整）发掘出规模巨大、装饰华丽的地下宫殿。
所谓装饰华丽，其中就有由琉璃厂窑所烧造的琉璃釉瓴甓。
这些充分证实在今琉璃场已设官外厂窑，不再为民间所烧造了，而该窑的所在地从明初也就名之曰琉璃厂了。

朱悦燫墓所出土的琉璃器中，不管是建筑构件，还是实用器，皆制作规整，雕塑精细，造型严肃，姿态多变，除绿、黄、褐、黑琉璃釉色外，还使用了涂漆、涂朱和涂金。
漆和朱都有剥落，唯有金色，如象辂辕上的龙头、龙尾、武士俑的金甲等，金光闪闪。
这表明琉璃厂窑在明代初年，其烧造技艺水平确已相当高超了。
琉璃瓷胎灰白，烧成温度在千度以上，基本瓷化，敲之有金属声，吸水性微弱，釉面为绿、黄、褐、黑琉璃釉，为一次烧成，这是琉璃厂窑在明初成为官办厂窑后的最大改革，即由陶胎而改为瓷胎。

宋代陶盆 成都市东琉璃厂出土。
（四川博物院藏）

明代琉璃厂

以各种瓷俑为多

琉璃厂窑的胎在明代以前为土红、砖红、紫红或棕褐色，土红和砖红的火候较低，一般在800摄氏度左右。
紫红和棕褐色的火候较高，但也不超过1000摄氏度。
明代时的琉璃厂官窑，胎土改用含高岭土较高的低等瓷土，胎变为灰白色，火候在1200摄氏度左右，胎质也就较坚密了。

据有关资料表明，釉色以琉璃绿为主色，间以黄、褐二色，或以单色成器，而绿、黄、褐的三色器即称“宋三彩”，明代又出现了黑彩和兰彩，彩釉就更加多变了。

纹饰除有少数弦纹外，还有刻以莲瓣式花卉纹饰。
更多的为釉上画花，是用写意画的笔调在五代、北宋时的壶、碗、盘、盏等的肩、腹部或内壁绘以绿、黄、褐三色或单色的各种卷草叶纹或卷云纹以及南宋时的花卉纹等。
其技法、釉色与纹饰是继邛窑系而发展的釉上三彩纹的宋三彩，这种继承关系非常明显，即由釉下彩发展为釉上彩。
而这种釉上彩绘，尤其是南宋时的釉上绘三彩花卉纹饰，是开明、清时代的釉上彩绘的先河，为我国的陶瓷发展彩绘技艺作出了贡献。

此外，还有在五代、北宋时的瓶、罐、壶的腹部用白色护胎釉在褐色素胎上画以斜坚交叉和直坚平行的三至五条等距离的直线段，这是琉璃厂窑的特有纹饰。
琉璃厂窑最有名的也最精彩的是在南宋时的盘、盆的内壁先划出花卉纹饰的线条，然后在线条内的不同部位填以绿、黄、褐三色的划花填彩，制作精美，是琉璃厂窑的代表作品。
可惜出土很少，更遗憾的是这种技术没有被继承下来。
彩绘是用写意绘画的技法在米黄釉面上绘出不同色调的花草或图案的三彩画花瓷。
它是继承邛窑系青瓷的三彩技艺发展而成的，值得注意的是，宋以后在省外发展为明、清时的三彩、五彩瓷，在省内反而失传了。
此外还有在一件器物上既有划花填彩，又有画花彩绘，真是相映成趣。
这都是南宋时期琉璃厂窑的独特宋三彩琉璃釉产品。

明代琉璃厂官窑所烧造的琉璃器，尤以绿、黄、褐三彩琉璃釉的各种瓷俑为多，其造型也尤为精美别致。
如1960年在成都市三座坟的一号坟堆中发掘的翠绿琉璃釉蟠螭鼎形香炉等琉璃器，造型之美，设计之巧，塑雕之精，釉色之润，实为琉璃厂窑难得的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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