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宪宗成化九年（1473），“上命儒臣考订宋儒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尽去后儒所著考异、考证诸书，至是上呈。”明宪宗还亲自为之作序：“朕惟朱子《通鉴纲目》，实备《春秋》经传之体，明天理，正人伦，褒善贬恶，词严而义精，其有功于天下后世大矣。”因此，《通鉴纲目》到了明代，已被统治者推上了极高的地位。《御制资治通鉴纲目》序在成化九年二月十六日；《御制续资治通鉴纲目》序在成化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续资治通鉴纲目》又称《续宋元资治通鉴纲目》，共二十七卷，明代商辂著。成化年间，商辂奉诏修《续宋元资治通鉴纲目》，专记宋元两朝，修成后，由内府刊行。
广东崇正2021春拍拍品 lot476
明成化内府白棉纸本《资治通鉴纲目》59卷附凡例1卷48册全；《续资治通鉴纲目》27卷16册全；盛宣怀愚斋旧藏37×20.5 cm.
钤印：愚斋图书馆藏、愚斋审定善本、武进盛氏所藏、愚斋鉴藏、善本、丙辰年查过说明：明内府司礼监刻本，皇家刻书，白棉纸，线装 6 4册全，内有朱笔批校。《御制资治通鉴纲目》序在成化九年二月十六日；《御制续资治通鉴纲目》序在成化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此拍品开本极阔，厚册绫包角装帧，白棉纸厚韧，八行十八字，小字双行二十一字，上下粗黑口，花鱼尾，四周双边。保存品相完好，且为大藏家愚斋盛宣怀旧物。明成化九年内府本《资治通鉴纲目》，及《续资治通鉴纲目》，白棉纸，线装六十四册全，内有朱笔批校，该书八行十八字，注小字双行二十一字，上下粗黑口，双鱼尾，四周双栏，与《中国古籍善本总目》著录相合。大板框，字大如钱，书体仿赵松雪。大字气势恢宏，小字精雕细镂。旁刊小圈，分列于字之下方左中右侧，代表句读，以便讽诵，为我国雕版史上特例。每套书均存愚斋图书馆原函签，载明卷数，以墨笔写明史部编年类，以朱砂笔写明善本，分别为愚斋图书馆善本第十三、十六号。《中国古籍善本总目》史部编年类，《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皆有著录。
《资治通鉴纲目》、《续资治通鉴纲目》均钤有“愚斋图书馆藏”、“愚斋审定善本”印章。
作为皇家刻书，明代内府刻书上承五代、两宋国子监刻书和元代兴文署刻书，下启清代内府（武英殿）刻书，是中国古代中央官府刻书这一链条上重要的一环，也是古籍版本领域极为重要的版本类型之一。由于明代内府刻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主要由司礼监下属之经厂负责，所以内府所刻之书往往又被称为“司礼监本”或者“经厂本”。明代内府刻书，向来不惜工本，镌雕、纸墨皆选上乘，深受历代藏家珍爱。司礼监其刻书之精美，气势之恢宏，历代文献多有记载。明太平老人《袖中锦》即大加褒扬：“监书、内酒、端砚、浙漆、吴纸，皆为天下第一。”学者周绍良在《明永乐年间内府刊本佛教经籍》一文中说：“过去曾有人专门收集清代殿版书，蔚为大观。明内府刻书不少，其精且过于清之殿版，只是由于流传稀少，未能引起人们的重视。实际它比建本、徽本不知重要几多。” 周心慧在其《明代版刻述略》一文中谈到：“司礼监掌管刻书，大可不吝财用，故选料、雕印、装帧俱佳。多取上好洁白棉纸，以佳墨精印，版式阔大，行格疏朗，字体上承元代遗风，喜用赵体，字大如钱，读来悦目醒神。”
丙辰年为1916年，是年四月廿七日，盛宣怀病逝于上海此套《资治通鉴纲目》、《续资治通鉴纲目》为晚清重臣、洋务运动代表人物常州盛宣怀的愚斋图书馆旧藏，钤有盛氏藏印四方：愚斋图书馆藏书、愚斋审定善本、武进盛氏所藏、愚斋鉴藏，可见其珍爱程度之深。盛氏题写书签，两种的首册书脑处均以朱砂钤印“丙辰年查过”，按：此处丙辰年为西历1916年，是年四月廿七日，盛宣怀病逝于上海，可谓晚年查检之书，极为珍贵，亦可见古人对待书籍的认真态度，每书必须检验，完整无缺方才过关。是书开本阔大，高至37.8公分，宽19公分。白棉纸精印，字口锐利。旧装旧函，至于今历六百年而品相如初，极为难得。盛宣怀（1844—1916年），江苏武进人。字杏荪，一字幼勋，号次沂，又号补楼，别号愚斋，晚署止叟。清同治五年（1866）诸生。同治九年入李鸿章幕。曾掌管轮船招商局、中国电报局、汉冶萍公司等多项官私企业。官至内阁邮传部大臣。富藏书。盛宣怀与缪荃孙、张元济、陶湘等藏书界名流交往密切，且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收罗善本书籍十余万卷。宣统二年（1910）于上海寓所附近（旧址为南京西路成都路）构一西式三层楼房，占地10余亩，称愚斋图书馆，并延请目录学家缪荃孙（筱珊）编制目录。所收书皆由江南藏书故家散出，有苏州江氏“灵鹣阁”、巴陵方氏“碧琳琅馆”，杭州王氏“退圃”等。退圃系清末大学士王文韶别业，多藏御赐内府刻本及钞本。愚斋图书馆以宋刊《圣宋文选》及宋刊大字本《通鉴纪事本末》最享盛名。周退密的《上海藏书纪事诗》里有咏盛宣怀：“江南巧宦孰居先？姓氏犹随洋务传。独有书芸香不断，缤纷花雨散诸天。” 盛宣怀早年入李鸿章幕，继而掌管轮船招商局、汉冶萍公司等，官至内阁邮传部大臣，虽然公事繁忙，但并不阻碍他广收善本，《愚斋图书馆藏书目录》序言中有记：“愚斋公早岁即有纵窥书穴之志；从政余闲，辄喜搜集图书；逮官京曹，收罗益富；最后收得元和灵鹣阁江氏、巴陵碧琳瑯馆方氏之书，庋架图籍，已赢十余万卷矣。光绪戊申（1908）赴日本就医，又购得彼邦书籍及翻印吾国之善本及关于财政、医学等书载归，又逾万卷。”关于在日本购书一事，他在《东游日记》中又有详细记载：“九月十五日，阴，文求堂主人送书来看，经史子集约略具备，选购得数百种，内以钱牧斋选刊杜诗、列朝诗集及明刊管子，仿宋本李太白集数种为最。因是东京各书肆，颇有闻余嗜书者，络绎送观，大可排遣，随阅随购，统计不下千余种。”盛氏故居藏书一部分于1934年由其家属分别捐入圣约翰大学、交通大学及山西铭贤学校。其他藏书于抗日战争中屡见散出，中国书店整批购下数十箱，散售而尽。解放后，圣约翰大学所得之书调归华东师范大学，交通大学所得调归安徽大学，山西铭贤学校所得由山西农业大学继藏。1958年，华东师范大学又将30余种孤本医书赠给上海中医学院。此外，解放初，盛氏祠堂还移交上海市人民政府大批图书，共计3万余册，中有善本45种1060册，盛氏自印书18种27074册。由上海市房管局移交的盛氏后嗣盛升颐案内之图籍，尚有3042册，各种文件、档案、信函、帐册等共808包，分装40箱。1956年经上海图书馆整理后，尚余文件、信函20箱，帐簿13箱，均藏上海图书馆，内中部分内容已整理出版。有《愚斋存稿》、《盛尚书愚斋存稿初刊》、《盛宣怀未刊信稿》等问世。实际上，愚斋旧藏中的精品部分，并没有在这三份之中，这一部分被家人留了下来，由盛升颐带往日本。盛升颐，人称盛七，后多携善本由琳琅阁中介，售于小汀文库、天理大学等。上世纪70年代小汀文库旧藏流入市面，本书即为盛升颐携往日本的精品善本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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