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老爷：离死亡最近的“艺术家”(金山傢屬死者)

我初中毕业十五岁，刚好碰上“文化大革命”，跟很多人一样，没有机会再读书。
我父亲当时是舒安公社（现武汉市江夏区舒安街道）的党委书记，知道我从小身体弱，就安排我跟着一个下放到当地的青年医生学医，我就慢慢当起了公社的赤脚医生。
一九七一年，武钢金山店铁矿到我们这里来招工，因为我懂一点医术，就这样来到金山店，当上了国有矿山的工人。

我先是在余华寺车间当钳工，维修矿车、电铲什么的。
一九七二年，我们二十多个工友一起抬一根几千斤重的悬臂吊架，我不小心滑了一步，肩上的压力陡然增加，立马就口吐鲜血，造成了永久性的内伤，医学上叫做“外伤性支气管畸形”。
矿上的领导照顾我，一九七四年把我调到了矿医院，矿医院那时候在张伏山老村食堂的后面，是一座两层楼的红砖房，现在整个老村拆得什么都不剩了，很多地方成了塌陷区。

张伏山塌陷区中心，这里是老村当年最繁华的集贸市场（2018年8月）

我在老村医院保健科当了九年保健医生,同时也做一些行政事务，倒是蛮轻松的，只是吐血的毛病经常犯，一犯就大口大口吐血块子，也干不了什么重活。
一九八四年过完年没几天，保安镇那边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听说是个疯子，晚上睡到农村一户人家的猪圈里，被主家当作偷猪贼，下手打了一顿，没想到就这么打死了，尸体不知怎么的被拖到了老村医院的太平间。
疯子究竟是被打死的，还是其他原因死的？他是么样（大冶方言，怎样）被送到医院太平间的？这些，当时也没搞清楚。

张伏山祠堂，1984年唱戏的地方，门口是池塘

刚好那几天张伏山村里唱大戏，戏台搭在祠堂旁边，前面是一口池塘，金山店十里八乡的人都来看戏。
听说医院太平间有一个死人，大家戏也不看了，呼啦呼啦都跑来看死人。
太平间只是医院旁边临时盖的一间小平房，门窗都关不严，附近的村民是里三层外三层，围着那间房子议论纷纷，比看演戏还热闹，一连几天都是这样。
我就对医院院长说，这样下去不是办法，社会影响不好，能不能想办法把这个尸体处理一下。
院长也头疼这个事，就问我怕不怕，我说不怕，他就立马给我批了两百块钱，让我去处理这个事。

我从单位要了一辆平板汽车，把尸体拖到新建的新村医院，给他买了一身新衣裳新鞋袜，穿上，稍微打扮了一下，准备送到大冶火葬场去火化。
刚巧这个时候，死者的家属从保安派出所那里打听到消息，找来了，也没追查这年轻人是怎么死的，我估计是家属对这个精神不正常的年轻人在外面乱跑可能会出事，早有心理准备，两边派出所一交接，把他运回保安去了。
从那次事件开始，我就慢慢地跟殡葬这一行打上了交道，一边干一边学，一干就是三十一年，到我二〇一四年正式退休为止。

二、神不怕鬼不怕

做殡葬这一行，真不是开玩笑的，首先你得过心理关，心理素质要过硬，就是胆子要足够大。
好在我这个人天生神不怕鬼不怕，因为我相信老祖宗说的，“为人不做亏心事，夜半不怕鬼敲门。
”那是上世纪九几年的时候，附近一个农村死了老人，家属在料理后事的时候看顾不周，半夜里老人的两只眼睛叫老鼠挖着吃了——很多人不知道，人死之后全身都会变硬，只有眼睛还是软的——这后人就看不下去了，心里也不好想啊，老人脸上两个红惨惨的洞，不晓得几赫人（大冶方言，不知道多吓人）！

他们家属赶紧托人找到我，请我务必去处理一下。
我去看了看情况，也不算太费事：我用石膏粉做了两只差不多大的“眼珠子”，用墨水画上瞳仁，装到眼窝里，再把眼眶周围的皮肤向中间拉抻，盖住石膏粉做的“眼珠子”，外面看就不大明显了。
帮了这个忙，主家很是感激我。
这样的事，后来又做过一单，大致情况也差不多。

上世纪70年代的大冶农村厨房

十多年前，保安一家水泥厂有个工人，不小心掉到了石灰池里烧死了。
那次真是不好弄，头发烧没了，脸上身上的肉都烧焦了，只剩下红的、白的一点皮搭在身上。
衣服也没法穿，看起来好皮好肉的地方，一动手都碎成了渣。
家属那个痛心哦，就不说了！
我也同情，也伤感啊，不想让死者受更多的痛苦，决定石膏也不用了，尽量少动他的身体，给他收拾干净一点，再买一副假发给他戴上，脸上敷上面膜，抚平整，看上去就不至于那么摧心（大冶方言，扎心，让人难过），也算是给了家属一个安慰。

至于用长针短针、直针弯针、医用缝合线缝合支离破碎的尸体哦，用木头给车祸的死者做假头，用石膏做鼻子、嘴巴、眼睛哦，提着蛇皮袋到铁路沿线去捡被火车撞碎的尸块哦……哪条铁路？就是金山店桥洞到老村火车站之间的那一段铁路，有个残疾职工被火车撞成了七八块——那次到铁路上捡碎尸块，是跟我女儿的同学胡刘波的爸爸一起去的，他是救护车司机，我记得是个夜里八九点的时候，一块一块捡起来运回医院太平间，再缝合、穿戴、美容。
总之，这些一般人想起来都怕的事我干得多了，对所谓的“生命无常”也有了更深的认识。

金山店铁矿的矿石外运铁路

我做殡葬服务，太平间就是我的工作室。
金山店的太平间以前很小，也没有名字，后来叫“祭思堂”，是十多年前我和矿办主任刘振东一起取的名，房子也扩建了，分成不同的功能区。
那些年，只要有人去世，我都不让家属守在太平间，我自己一个人守，晚上也睡在那里，我不怕。
为别人办丧事的时候，我也很少回家睡觉。
但是有一次差点把我吓傻了，一个姓林的司机，新洲人，车祸去世，我给他收拾穿戴好了，放在太平间冰柜里。
我晚上睡在外间的床上，到半夜一两点钟的时候，有人敲门，我想着是林师傅的亲属接到信息从江北老家赶来了，于是起来开了门。
往门外这么一看，天呀，竟然发现林师傅就站在门口！
我一下子就吓得僵在那里，半天动弹不得，也说不出话，以为是林师傅“诈尸”跑到门外来了！
过了几分钟才搞清楚站在门外的不是林师傅，而是他的同胞弟弟，他们两个人长得实在是太像了！

上世纪80年代的金山店职工医院，太平间（祭思堂）在医院右后方

三、意志力

干我们这行，光有胆量还不行，还得有意志力，无论如何你得面对困难，解决问题。
井下车间有个工友，听说是孝感人，四十多岁，算是老资格的井下工人，夏天在单身宿舍睡觉，没想到突然发急病死了，过了几天都没人发现。
后来有人闻到很重的臭味才撞开他的门，全身都浮肿、发绿了，臭得没人敢拢边（大冶方言，靠近）。
车间领导也没办法，马上安排了一辆解放牌平板车，叫几个青年工友送死者到新村医院太平间来。
车还没停稳，几个送尸的人全都跳下车跑到一边哇哇去吐。

金山店铁矿井下车间的职工宿舍

怎么办呢？别人能跑，我不能跑啊，这是我职责内的事，我得顶上去啊！
我一边重新组织人，党员、共青团员必须要上，一边吩咐工会干事赶快去买最大号的寿衣，总算是又找来了四个年轻人，大家戴上口罩——当然这个时候戴什么口罩都是瞎的（大冶方言，无效，不起作用），拿一瓶花露水往身上喷一喷，七手八脚把死者抬到太平间，将将（大冶方言，勉强）一抬进去，第二批人又哇啦哇啦全跑了，除了我，现场没有第二个人。
不光他们吐，我也吐啊，吐到直不起腰来，真是苦不堪言哪！
几乎整个院区都飘着尸臭味，人在那种处境底下，没有坚强的毅力，谁都顶不住。
说实话，这个案例比保安水泥厂烧死的那个工友还要难办，尸体发胀都泡（大冶方言，鼓胀）起来了，翻动时绝对要小心再小心，就怕碰到尖的、硬的东西，一碰就像戳破了装水的袋子，变质的体液就会喷溅出来，那就更不好收场了。
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这个可怜的工友收拾妥帖放进冰柜里面，第二天就安排送去火化了，当地公安局也及时出具了意外死亡证明。

别看我身材瘦小，最重的时候也就一百一十斤，一般在一百斤左右，但我始终坚信李白那句诗，“天生我材必有用”，我这百把斤，干别的重活不行，背一两百斤的死人却不成问题。
谁能相信我这从小身体就弱，手无缚鸡之力几乎没有干过农活的人，能把一两百斤的死人盘上盘下，穿戴得服服帖帖，装扮得清清爽爽呢？这难道不是天意的安排、命运的巧合吗？

四、遗体上的创作

生死是大事，对死者是这样，对家属更是这样。
家里有亲人去世，很多家属心里都是一团乱麻，操办丧事又千头万绪，很容易出岔子。
我很理解、体谅他们，尽量替家属多考虑一些，比如该到的亲属有没有到齐，该办的物品有没有备好，出殡的车辆有没有故障，司机有没有经验等等，这些都是殡葬师最基本的职业素养，也是起码的道德操守。
至于入殓及丧葬礼仪，那更是一项考验殡葬师综合素质的工作，毫不夸张地说，这也是一门艺术。
我不怕这样告诉所有人，我是把每一个死者都当作我的一部“作品”，比如他是什么样的人，是干部还是群众，是知识分子还是技术工人，是男还是女，是老人还是青年，是正常死亡还是非正常死亡，属于哪个民族，有怎样的宗教信仰，他的家属有怎样的宗教信仰，他的亲戚朋友跟他的关系怎么样……这些在丧葬礼仪中都要考虑到，有时也要恰当地表达出来。

我们金山店的祭思堂空间有限，有时碰到两家同时举办丧事，双方的丧葬礼仪又不一样，那就更需要殡葬师协调兼顾，周全安排，在丧事中闹纠纷绝对是一个忌讳。

殡葬文化学，讲述人注重学习的专业领域（网络图片）

我自己平时也非常注重学习，除了看书、实践，每到一地就观察当地的风土人情，虚心向老人请教。
殡葬行业看起来没有什么高深的学问，实际上涵盖了庞杂的知识体系，包括生理学、外科学、解剖学、美容学、民俗学、社会心理学甚至是区域经济学，等等，还有专门的殡葬文化学，林林总总，五花八门，就看你学习到什么程度。

五、天下第七可怜人

也是九几年的时候，当地有个早年外出谋生的人，七十多岁，从台湾回金山店来探亲，没想到心脏病突然发作，人就没了。
也是我给入的殓，送到大冶，有人暗示我——死者是台湾回来的，有钱，应该趁机会好好宰家属一笔。
我不同意，坚持按照当地的丧葬标准结算费用。
丧事办完，老人的女儿女婿——女婿听说是台湾某军队的军官，问我还有什么费用，我说没有了，他们感到很惊讶，临走时一定要塞给我四百美元作答谢礼，我委婉拒绝了。
为这个，很多熟人朋友骂我是个傻子，说收一百也好啊，可以买一头猪。

这三十多年，经过我的手入殓的死者，少说也有上千人吧，除了服务本矿的职工和家属，有时还要到周边县市殡仪馆去帮忙，附近的农民，乡镇的企业家、生意人，流浪的人……经历得越多我就越感觉到：为死者做殡葬服务，没有胆量、没有“火气”不行，但是不讲良心、只为自己赚钱发财也不行。
生老病死是生命的常态，人都有那么一天！
不能像现在有些人那样，借着丧事大发不义之财，这事我不干！
我退休以前，除非家属有特殊要求，我给每个死者预算的殡葬费用通常是三五千块钱，多了金山店一般的工人家庭也承受不起，也没那个必要。
打比方说，一个骨灰盒动不动四五万、十几万，有那个必要吗？“厚养薄葬”，这也是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我们不能随便打破。

上世纪80年代初的金山店铁矿新村集贸市场

这些年，整体的经济形势不好，金山店铁矿资源衰竭，人比以前少了一大半，职工的收入水平已经比不上以前的兴旺时期了，殡葬费用当然也应该随行就市，充分考虑居民实际的生活水平，不能一味搞所谓的“高端消费”。
殡葬行业也是道德的事业，良心的事业。
你说身在急难之中，死者家属会为几百块、千把块认真去跟你算账吗？不会。
但是你不能趁机多收家属的钱哪，这跟趁火打劫有什么两样？何况，很多家庭的经济状况并不好，为丧事花费太多，那是雪上加霜。
我经常调侃自己是“天下第七可怜的人”，我承认我比第八个人“可怜”，但是还有六个人比我还要“可怜”，他们更需要同情，更需要善待。
给主家帮忙，碰到家庭特别困难的，我连他们送的礼物，什么烟啊酒啊蛋啊，能不收就尽量不收。
我只要把事情做好，问心无愧就行。

六、悲情的浪漫主义者

金山店铁矿是一九五八年开始动工兴建，如今六十多年了。
新世纪以前，矿山每年死亡的人数，少的四五个、七八个，多的一二十个，但是到了新世纪尤其是二〇〇八年以后，死亡的人数明显增多了，我记得最高的时候一年达到五十八、五十九个，以老年人居多。
这说明什么？这说明矿山跟人一样，进入了它的老年期，死亡的细胞多，新生的细胞少，外出的年轻人多，进来的年轻人少，曾经的国企矿山就这样慢慢衰落下来了。
我们这一代人大体上见证了矿山从兴建到兴旺、再到衰落的比较完整的过程，我们这一代人也是一段活着的历史。
一九七一年有一个跟我从同一个村里出来的小伙伴，前几年也死了，我亲手送走了他。
那一刻，我感觉时光把我们这代人的青春也一起送走了。

金山店铁矿的退休职工（2019年2月）

因为我的职业特殊，我女儿经常称我为“悲情的浪漫主义者”。
悲情嘛，难免！
毕竟是跟死亡打交道嘛！
至于浪漫，有点像，但也不完全是，但我确实是把每一个死者都当作我个人的“艺术作品”，精心“创作”，一丝不苟，让家属看到死去的亲人穿着合体、表情安详，甚至是栩栩如生，好像只是睡着了一样，他们的痛苦减轻了，我心里也就得到了安慰和满足。

我说的“艺术创作”，其实不仅仅是给死者穿戴、美容、策划和主持各种丧葬礼仪，还包括亲自动手给死者写挽联挽幛。
二〇一〇年，也是个热天（大冶方言，夏天），有一对夫妻，都已七十多岁，老婆婆有病，吃完午饭后没多久发了病，老公公着急到房间里去找儿子的电话号码，也有可能是去找药，不曾想摔了一跤，夫妻两个一个在客厅，一个在房间，都丧失了求救能力，两人相隔不到一个时辰（大约两小时）同归了地府。
儿子下班回来敲不开门，感觉到情况不妙，赶紧跑来找我。
我们合力撞开门，老婆婆躺在客厅的躺椅上，身体歪在一边，老公公仰面躺在房间的地上。
根据我的职业经验，我作出了上面的场景复原分析。
这时候派出所的两位民警也到了，认真勘查了现场，完全同意我的判断。

夫妻俩同一天、甚至同一时辰去世，这在我将近三十年的职业生涯中还是头一次碰到。
这个丧葬仪式怎么张罗才合适呢？我给家属的方案是：灵堂只设一座，并排放两具冰棺，挽联既要体现夫妻一生恩爱，又要体现“不求同年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日死”的传奇性。
家属非常认可我的方案，并请我代拟挽联。
我的挽联是这样写的——

上联：贫贱贞恩爱，富贵存善念，传人间佳话

下联：携手黄泉路，并肩奈何桥，创生命传奇

横批：如影随形

七、叫一声乔老爷

我跟家人说，我要把天底下最被人看不起的事情，做得旁人不得不佩服我，做得“名满天下”！
事实上也是这样。
我默默无闻的时候，很多人见到我就躲，躲瘟神一样；我派烟（大冶方言，分发香烟）给别人，有时都没人伸手来接；我自己也有那个意识，逢年过节绝不到别人家里去，绝不主动跟人握手；我两个女儿在学校，同学听说她们的父亲是跟死人打交道的，上学放学都不跟她们一起走路，不跟她们来往，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伤害了她们，对此我也感到非常愧疚，对不起孩子，也让妻子跟着受苦受累受委屈。

但是，当我做出了名堂，做到很多人都来恳请我在他们亲人的遗体上“创作”，做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长江日报》、《冶金报》、《武钢文艺》、《黄石日报》等媒体都纷纷来发布我的事迹、我被评为“武钢劳模”、被武钢宣传部部长章鹏称为“名副其实的状元”的时候，大家对我的看法也慢慢地改变了，我从一个身体羸弱朝不保夕、经常被人瞧不起的殡葬工人，变成了人们交口相传的“乔老爷”！
这一声“乔老爷”，让我感受到了被人需要的美好，感受到了那份发自对方内心的尊重。
有一个死者家属曾经这样对我说：能给予死者尊严的人，难道不应该享有尊严吗？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通知讲述人收听本人节目的电报单，讲述人的生平资料在一场大火中烧毁，这是仅存的痕迹

金山店早些年流行很广的一句顺口溜是这样说的：“握乔老爷的手有福气，抽乔老爷的烟有火气！
”或许是因为这句顺口溜，不少人还专门跑来跟我握手，让我派烟。
有没有“福气”我不知道，“火气”还是有一些的。
不管怎样，外，无愧于人，内，无愧于心，这就是我的人生信条。

二〇一一年，我要退休了，接班人却不好找，要么是家人不答应，要么是本人“火气”不旺，镇不住！
有两个年轻人想干，他们所在的单位又不同意，怕影响不好。
后来终于有一个五十多岁的工友接了我的班，我在写给他的《交接辞》中说：立志担当，做一个有职业技能、职业精神和职业道义的“继任者、传承人”，“这是一份信任，更是一生的拜托。
愿天道酬勤，人道酬善，天人合一，平安康宁。
”为了带徒弟，我又干了三年。

乔老爷近照（2020年3月）：劲度古稀欣慰事，成败得失亦烟云

那些年，我经常吐血，用我女儿的话说——到医院去看望吐血的爸爸，是她家庭作业的一部分。
当地有个老人告诉我，要吃“百家肉”，是我的女儿捧着一个大碗，去各家各户讨腊肉，一家一小坨，拿回来蒸给我吃，这个习俗寄托了当地老百姓希望“托众人之福”来“医个人之病”的民间心理。
且不论这讨“百家肉”的习俗对治病有没有效，毕竟众生有情于我，我也须有情于众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