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人文与张金哲的百岁人生(小兒外科老先生)

作者：夏欣（光明日报高级）

给一位百岁老人写电子邮件，会有什么反馈？

回件干脆利落：“感谢你还记得我。
我身体在我的年龄段中应该算健康。
生活自理，汽车接送按时上班（上午半天）。
近半年来因新冠肺炎疫情，院里照顾，把我的常规工作简化，现在每周三上午去一次医院……”

他就是张金哲，中国小儿外科的重要创始人，中国工程院院士，英国皇家外科学院荣誉院士，一个获得过国际小儿外科最高奖——“丹尼斯·布朗”金奖的医者。
今年9月25日，是他的百岁寿诞。

学人小传

张金哲，1920年9月25日生，天津人。
我国小儿外科主要创始人之一，国际小儿外科最高奖项“丹尼斯·布朗”金奖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
1946年毕业于上海医学院。
1947年进入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外科工作，担任住院医师及总住院医师；1949年后历任外科主治医师、助教、讲师、副教授；1950年在北京大学医学院建立小儿外科专业；1955年调入新建北京儿童医院。
首先发现了当时死亡率最高的新生儿皮下感染，并命名为“婴儿皮下坏疽”，使该病得到有效控制；50至80年代在以创伤、感染、急腹症为主的小儿外科急症的诊断、治疗，及肛肠外科与胆道外科手术设计方面作出了突出成就和贡献。

8月26日是个周三，在北京儿童医院他的办公室，笔者又见到了这位不可思议的百岁医。
只见他皮鞋光洁，咖啡色竖条拉链外衣雅致合体，走路不用搀扶，思维、语速均无老态。
但是他笑言自己退步了，“‘十六字符瞬时记忆’标准，我自测也就剩六字符了。
但我一直坚持锻炼，每天晚饭后在室内自行车上骑行5公里”，他伸出一个手掌，笑容明媚。

办公室墙上，挂着2019年患者送的一面锦旗。

他果真把自己活成了一个100岁还能工作、会生活的传奇。

乱世新世 两次抉择

张金哲考大学是在国难当头的1937年，他被迫从河北省立一中转入天津租界内的耀华中学备考，这期间，他经历了轰炸、校长赵天麟上班路上被枪杀等各种血腥事件，郁积了一腔愤懑。

京津两地当时只有燕京、辅仁及天津工商三所西方国家承办的大学还在招生。
他分别报考了这三所大学的医学、美术、建筑三个方向不同的专业。
在燕大的国文考场上，张金哲引经据典，挥笔写下《良医良相》一文，表达了一个17岁的青年乱世之中思报国，“宁为良医，不为良相”的志向和意愿。

三所大学同时录取了张金哲，他选择读燕京大学的“特别生物系”学医。
那是协和医学院委托办的预科。
这是他人生第一次重要抉择。

经过严苛的淘汰，三年后，入学时71人的班级，只有张金哲等16个优秀生升入协和医学院。

完成学业的过程也是爱国、抗日的民族气节滋长的过程。
在协和医学院刚读满两个学期时，张金哲拒绝日本人的转校安排，毅然南下，转至上海圣约翰大学；次年，圣约翰大学也被日本人接管，张金哲愤而转考上海医学院，在颠沛和转插班中完成学业。

抗战胜利后不久，认定以治病救人为天职的张金哲成为北京中央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前身）的实习医师，以出色的工作业绩，在不长的时间内晋升为住院医师、住院总医师。

张金哲和学生们在一起分析患者病情。
资料图片

1948年前后，多地医院的产科病房遭遇了可怕的“皮下坏疽”风暴，就是新生儿极易发生的急性皮下组织细菌感染化脓，传染性极强，致死率是可怕的100%。
眼睁睁看着娇嫩的新生儿一病房一病房地死去，已是住院总医师的张金哲焦虑万分。
他觉得如能抢在发生大面积感染前，把患处切开放出脓血，或能救人于水火。
虽然这个想法在患儿尸体上实验证实可行，但在“化脓未局限、未熟透，不准切”的传统医学禁忌面前，中西医老师们均不支持手术治疗。

万没料想，此时张金哲刚出生的女儿也不幸被传染上皮下坏疽。
甚至来不及和妻子商量，他冷静而果断地拿起了手术刀——自己的女儿总可以试吧？不做手术就是放弃女儿的生命，这样做了，至少有了第一例实验样本。
结果，女儿得救了！
消息不胫而走，手术治疗很快得到推广，成千上万的皮下坏疽患儿因此重生。
在张金哲的收容记录中，皮下坏疽死亡率迅速下降到5%。

28岁，已在行业内崭露头角，张金哲却心有不安。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隆隆炮声中，他在思考该怎样以一个医者的良心和使命参与建设新中国。
长期受“耀华”“燕京”“协和”等西式教育熏陶的张金哲，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历史脚步中逐渐完成思想洗礼。

在抗美援朝期间，张金哲作为手术队队长，两次赴朝，立了两次大功。
特别是部队缴获了大量美国的麻醉机和气管插管，前方急需却无人会用，张金哲就地自编讲义，开办麻醉培训班，以精湛的专业优势培养了第一代部队麻醉师。
他那些讲义经改编，成为我国最早的麻醉学专著《实用麻醉学》。

学医的人都知道“宁医十男子，莫医一妇人；宁医十妇人，莫医一小儿”一说。
但是有了那次“拿自己女儿开刀”的经历后，张金哲认真地把目光转向了一片荒漠的小儿外科学。

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新世界”里，张金哲在中国儿科学奠基人诸福棠的支持举荐下，决定接受挑战——创建全国第一个小儿外科，完成了人生又一个重要抉择。

从选择学医，到确定主攻方向，国家和民族在他心里的分量举足轻重。
1956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五张病床 一个作坊

几年前，笔者在张金哲先生家的旧抽屉里，看到过各种用途的小工具——这是当年他开小作坊做儿医器械的遗迹，见证了中国小儿外科学起步阶段艰难苦涩的历史。

新中国第一次卫生会议后，张金哲被调到北京儿童医院，正式创建小儿外科。

那是名副其实的白手起家，一切归零，手里仅有从小儿内科病房分出来的5张床和一本书——儿科主任秦振庭从美国带回的《小儿腹部外科学》（Ladd著）。

没有诊断和手术用的器械，何来小儿外科？可那正是西方“卡脖子”的时期，没有什么条件是可以坐等来的。

张金哲的部分著作

好在动手创造是张金哲的强项。
幼年时他就喜欢蹲在木工身后一看半天。
燕大重能力培养的实验教学，养成了他手脑并用的习惯，具有极强的应变实操能力，当年学校话剧队幕后的电闪雷鸣等特效，全是他一个人鼓捣。

这次，他索性在自己家里开“作坊”，动手自制和改良儿童诊断及手术器械。
这个能讲一口流利英文的西医才俊，竟然白天上班，晚上做工，变成刨锯凿切全能的小工匠。

他与麻醉专家谢荣合作，首创肌肉注射硫喷妥钠基础麻醉，以及普鲁卡因局部浸润麻醉，并成功推广。
这在20世纪50年代的特殊困难时期，直接推动了小儿外科手术在各地迅速开展。
小作坊里先后诞生的50多项发明设计，全部针对儿童外科诊断和手术中那些绕不开的急难险重。
这些简易“神器”通过交流直接带动和提高了全国小儿外科的水平。

其中，80年代的两项创新发明特别耀眼，这就是被国际同行称道、使用并正式命名的“张氏钳”“张氏膜”。
这两项根治新生儿腹部畸形的创新手术设计，彻底颠覆了国际传统戒律，使以往的不可能变为可能。
患儿痛苦减轻了，手术效率大大提高了。
还有胆总管防反流再造的手术“张氏辫”，小儿肛瘘挂线疗法与小夹板配合牵引治疗小儿骨折，首开门诊手术、简易病床房，解病床不足之困……数十项“首创”出自他手。
即使在“文革”“靠边站”时期，张金哲也没停住，一面自制清扫卫生的工具，一面研制出第一台儿童心电监护仪。

一手搞硬件创新，一手自身打铁，张金哲闻名遐迩的小儿外科诊断“金手”就是这么“炼”成的：徒手为小婴儿插喉管、用两个手指在胸壁内外为小婴儿做心脏按摩等。
至于他亲手做的手术，则创下太多“之最”，仅小儿阑尾炎一项，他就创造了30年1.5万例无死亡的纪录。
改革开放后，他主持编写了我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小儿门诊外科学专著，不断以多领域的新学说、新经验、国家级新成果，影响了整个小儿外科事业的发展进步。

每谈到这些，他总轻描淡写说这是情势逼迫使然。
但正是由于他的开拓和引领，小儿外科从一个单一学科科室，发展到拥有肿瘤、泌尿、骨科、整形外科、心脏外科、神经外科等十几个学科，医、教、研、防的成熟医学体系，并逐步走向微创化、分子化、数字化。

他是中华医学会小儿外科学会的首任主任委员，曾被国际同行尊为中国“小儿外科之父”，迄今仍是全国小儿外科领域的灵魂人物。
身边的人知道，这些并非只因为年龄、资历、院士等头衔和国内外大奖，而是他在小儿外科每一个发展阶段实实在在的心血付出和巨大贡献。
良师楷范，景行昭昭。

约贾立群 会王焕民

80岁以后的20年中没离过岗，这是张金哲漫漫人生中最“牛”的地方。
到医院查房、出门诊已经是他的一种生命状态。
前几年每周来院里工作三次，疫情前至少两次。
疫情后医院安排他每周上班一次，不再直接看病人了，他服从，但心痒。

张金哲的部分著作

今年8月以来，张金哲来北京儿童医院约见较多的人是他曾经的博士生、小儿肿瘤外科主任王焕民。
但是前些天还约见贾立群——也是名扬全国的人物、B超达人。

同样退而不能休的晚辈贾立群如今也已67岁了。
他说张金哲让他仰视了一辈子，至今见他还是诚惶诚恐。
他说那天一进屋，“老人家先从沙发上站起身，迎上握住我的手”，让他一时手足无措。
先生100岁的思维依然机敏，“见面谈业务常用英文。
大概是因为表达准确，好在我还能接得住”。
贾立群说张先生的工作标准极高，细致、较真又讲方法，早在40多年前，他还在实习期的时候，就见识过张先生的“查房艺术”。
一次张先生发现科里医生为患儿用的扩肛器型号不对，既要狠狠批评，又不能让当事人太尴尬，就加肢体语言幽了一默，逗得一屋子人哄堂大笑。

这次约贾立群的主要目的，是谈超声波疗法怎样更好地与小儿外科，尤其是小儿肿瘤外科合作，同步提升的问题。
因为目前超声波已经发展到可以直接引导介入治疗，用射频消融对付实体肿瘤。
但是与成人相比，小儿B超发展相对滞后。
这是张金哲特别挂心的事。

“恶性实体肿瘤太凶险，弄不好就会拖垮一个家庭。
只有不同学科方向的医者一起努力，才能提高治愈率，就是不能彻底治好带瘤生存，也要让孩子少受罪少花钱！
”老先生这番话言近旨远，语重心长，拉着贾立群的手始终未曾松开过。

在张金哲的办公室，笔者见到了小儿肿瘤外科主任王焕民，这是张金哲博士团队中的金牌“老三”。
他来和张先生通报今年四季度全国小儿外科界两个重要会议的准备情况，其线上线下结合的会议形式与张先生想的不谋而合，两人你一言我一语谈笑甚欢。
只听老先生爽朗地说，“我发言准备讲五点，但不会超过五分钟”。

笔者借机“截胡”采访王焕民。
他笑称老先生常常“约谈”他，这让同事朋友们有点酸，说“为什么老先生总是找你？你不能总‘吃偏食’啊！
可我这哪里是吃偏食，是老先生在不断给我压担子……”

王焕民说，“经过这么多年的研究发展，任何杂症重疾，小儿普外都有法子从容应对了，唯独小儿恶性肿瘤还很难攻，这让老先生操心不已”。
说话间，王焕民忽然想到了什么，转向老先生，“对了，那个叫某某某的孩子，今天又来复诊了……”

他说的那个孩子是恶性母细胞瘤患者，瘤子很大，去年12月在决定是否能手术的时候，大家还是心里没底，特意叫老先生来参加会诊。
科里摆出情况，等着老先生一锤定音。
这时老先生不疾不徐地说：“你们不要总盯着手术，盯着解剖……”大家面面相觑，难道老先生否定手术方案了？往下听才恍悟：“我们除了要考虑手术治愈的可能性和细节，还要更多考虑术后恢复的预期和费用，替患儿家庭考虑考虑经济承受能力……”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想到老先生时没有太多年龄概念，大家遇到问题总习惯性地想知道‘老先生怎么说’。
这些年我们科的工作有些进步和起色，老先生所起的作用实实在在，他对我和团队的影响一直是非常直接而具体的，尤其是在医学人文的理念上”，说完匆匆赶回科室上班的王焕民强调。

医乃仁术 人性为大

“听贾立群说，您一见面就说自己的‘金手’被他的B超废了？”张金哲被笔者说乐了，立刻伸出的右手比画，手背光滑，并无色斑：“你看小孩子看病总会哭闹，那时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手触：我在他们身上这样敲（用几个手指尖）那样敲（用指背骨）再这样敲（空芯手），小孩的反应和我手的感觉都不一样，马上可由此判断和区分病情病灶，被说成‘金手’。
类似的经验我都有总结，甚至用电脑做成了PPT。
这些似乎都没用了，现在哪个门诊医生有疑惑不是直接开B超单？”

张金哲的部分著作

可任何时候，机器都不会完全取代人工。
张先生显然认同这一点，“相似的事情是，从《黄帝内经》出现，到隋唐时期的药王孙思邈，发展了1000多年，直到今天2000多年，什么时代谈中药的药理药性还是会追溯到《黄帝内经》那儿去，说明本质的东西不会变太多”，意思很明白：人性是机器无法替代的。

“医乃仁术”。
其实张金哲心心念念的，是医生、护士、医学研究者怎样把工作的着眼点，更多地放医学、医疗的人性化上。
其实当年搞发明、炼“金手”、对付疑难症的各种手术新发明、合理高效开发使用病房病床……都是顾完孩子顾家长的至善之举。

由此可见，医学人文在张金哲的医学生涯中从来不是虚无的说教，而是他坚守的职业行为。

从医70多年，张金哲一路创新，同时也一以贯之地恪守自己定的老规矩。
比如在接诊时，对每个病人起身相迎、起身相送；手诊前先洗手，把手搓热再接触患者皮肤；比如在自己的白大褂的左胸前，用粗笔写上“外科张金哲”，让患者（家属）一目了然，消除陌生感，建立平等关系和亲近感；还包括信奉《克氏外科学》扉页上印的和患者“先交朋友再做手术”，等等。

他的小患者及家属一代一代的至少也三代有余了，回忆总是会夹带着画面：他变小魔术边逗孩子边问诊；还有“三分钟口才”和“衣兜里飞出的小纸条”，前者是医患快速有效沟通的本领，后者说的“小纸条”是为小患者家属准备的，每条不过50字，扼要、通俗地释义一种常见病，不光是为了让对方弄个明白，有实物收获感，更是为了增效省时，看更多的病人。
说白了就是肯花掉自己的时间，节省有限的诊疗时间，让患者得到更多。

直到90岁以后出诊，老先生还会这么做。
他认为医生首先要尊重患者，这是最重要的，成人世界是这样，儿童的世界也是这样。
即使在他担任副院长、社会职务最多的时期，也是要求自己再忙也不能耽搁出门诊。
实在不能出诊，必提前向已经约好的病人说明情况，更改日期。

关于医学人文这个大题目，是笔者在与张金哲先生的邮件往来和有限次的见面中聊得最多的，如下归纳整理，以飨读者。

——现代医学多是从动物实验来的，往往会滤掉许多人性的特点，而做医生这一行不能只讲生物医学，必须要有医学人文的思想，就是要找回丢失的人性，在生物医学中融入和凸显人的特性。

——医学乃人学，必须要服从人性，从人的本能需要以及社会需要出发。
正如现在人们吃饭并不只是为了饱腹，不会为了满足体能而吞食一堆营养素，而更多的是要追求美食的享受和文化。
过分迷信实验、数据、模型，而把“人”丢了，这是现代医学发展的主要偏差。

——医生不是验尸的仵作或兽医，把尸体和动物的经验直接使用于人给人治病。
医学必须体现出对人、对生命个体的充分尊重。
古老中医讲“扶正祛邪”，目的也不只是为了除病（祛邪），大前提是要让人活得健康（扶正）。
所以必须要把病人真正当人，并且当友人，让病人见到医生能得到一份安慰和信心。
去查房招呼不打过去就掀病人被子，我看不惯。

——无论水平多高的医生，永远都是服务者，除了考虑治疗，还要从预后、经济承受能力等方面为患者考虑，多一点耐心，用最简单的方法、最便宜的药治好患者的病，而不是借口“生命无价”，就让患者选择那些仅微小改变，却成倍加价的新药。
对治不了的病要帮助患者计划少花钱，少受罪，避免人财两空。
对那些患实体恶性肿瘤的小孩子，治病和疗心永远同样重要。

这些见解朴素而震撼，精诚至善，令人泪目，特别是在优质医疗资源还很缺乏的当下。
这也是张金哲在百岁之年仍然在为之努力的事情，包括他“约贾立群，会王焕民”，更多是在叮嘱、强调在专业队伍中传播医学人文思想精神的意义。

在某种意义上，医学人文就是植根于内心的素养，是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善良。
这也是张金哲先生用行为诠释和垂范了一辈子的事情，追索其境，万难不辞。

两袖清风 淡定从容

不是每个人都能活到100岁这个年纪，也不是每个百岁老人都能保持张金哲先生这样的生命状态。
除了一头银丝，看老人家的皮肤、体态、语速、举止，确实很难与百岁翁发生联系。

这首先因为他是一位终身学习型百岁院士，“什么都会”，熟练上网，自由浏览医学前沿最新的中、英文成果资料；用E-mail与世界各地的同行交流往来；甚至还玩微信、上抖音，保持与时代同步。

就在上个月，他还亲自为一个患儿做了肛门手诊，说明老人家神经末梢的触觉敏感度并无退化。

今年“六一”节，这位百岁院士还欣然参加了院里安排的抖音直播，在北京儿童医院肿瘤外科，为异地恶性实体肿瘤患儿变个戏法，送上祝福，庆祝节日。

用王焕民的话来说，“老先生不停地有想法，琢磨事，谈业务全在点儿上，提炼归纳能力极强。
比如我们接了中国工程院的一个课题，请教他从何入手搭框架，他了解后脱口说出‘四个战略’，高度凝练，言简意赅；比如告诫我们，每天面对恶性肿瘤患者，万不能‘三拖’，把病人身体拖垮，家庭拖垮，让旷日持久的治疗把主治医生也拖垮。
当患者主要生命器官都已发生不可逆转的病变时，医生必须还要考虑，怎么让患者在为数不多的日子里活得不痛苦，有质量”。

有想法，琢磨事，并不等于老先生不服老。
他坦然接受自然衰老的规律，接受人工晶体、戴耳机，不忌讳日常外用导尿管。

他是个有趣、懂得热爱并享受生命的人。
年轻的时候，他美术、书法、音乐、京剧、各种球类运动等无所不爱，曾因一幅油画赢得北京圣心女校一位姑娘（后成为妻子）的芳心，这是笑谈。
他说，“其实这些爱好特长有助我广交各阶层朋友，借以巩固团队，力争上游，丰富人生”。
老年后他画国画、练书法修身养性。
今年抗疫期间还挥毫写下“天有不测风云，人有科学政策”。
运动锻炼也一样，他选择每天晚饭后，量力在室内运动器材上骑一阵子自行车。

在谈自己修身之道时，他多次说过，“其实就是要求自己，今天能做到的，明天尽量也要做到。
不能过一天丢一样，这样就会越丢越多”。

离张金哲先生100岁寿诞的日子近了，不时会有“慈心仁术，高山仰止”之类的溢美之词充盈耳畔，院内外同仁都在以不同的祝寿方式致敬这位中国小儿外科的开山前辈。

老先生却一如既往地从容淡定。
他对自己的人生回顾和总结始终就是十六个字：“一生努力，两袖清风，三餐饱暖，四邻宽容。
”

《光明日报》（ 2020年09月14日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