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朝宫廷收藏的再创作、再装帧与流传聚散考——以四件手卷为例(乾隆手卷故宮)

内容摘要：本文以现收藏于故宫的四件书画手卷——赵孟頫的《秋郊饮马图卷》《老子道德经卷》、钱选的《孤山图卷》、邓文原的《草书急就章卷》为例，考证其在清廷、溥仪小朝廷、民国等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收藏、再装帧与流传经历，对于研究清宫书画的散佚与国宝回流提供新的例证。

关键词：乾隆帝 宫廷收藏 再创作 再装帧 国宝回流

在乾隆皇帝众多的书画收藏中，有四个手卷（两幅书法作品、两幅绘画作品）曾经被乾隆皇帝珍爱有加，精心挑选出来，贮藏于一匣内，经常携带观赏。
还下令四位最倚重的词臣另行进行创作，将其附录于后，并亲自题写签条引首，重新装裱。
但是这四件重要的作品却没有收录于乾隆朝《石渠宝笈》初编及续编中，在乾隆皇帝去世后，它们陈列于裕陵隆恩殿，后几经辗转，历经两次出宫，两次回宫，现又全部保存于故宫博物院，成为今天故宫众多“回流国宝”中的一部分，从乾隆十年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这四件作品就一直没有分离，但是它们曾经的传奇经历却鲜为人知，在之前对其的鉴藏研究，常有含混之处。
因此本文将以这四个手卷在乾隆朝及之后的流传为中心，以此探究乾隆朝对于收藏的古代书画作品的再装帧，与乾隆皇帝的艺术偏好与鉴赏能力。

一、乾隆皇帝的收藏与重新装裱

这四件作品分别为赵孟頫的《秋郊饮马图卷》（图1）、钱选的《孤山图卷》（图2）、邓文原的《草书急就章卷》（图3）、赵孟頫的《老子道德经卷》（图4），两件绘画作品，两件书法作品，均为元人所作，其中乾隆皇帝最喜欢的赵孟頫占据了一半。
现以表格将四件作品的基本信息著录于下（表1）：

表1

从收藏印上可以看出，这四件作品里，一件是梁清标的旧藏，两件是项元汴的旧藏，众所周知，他们的书画收藏是乾隆朝书画收藏的重要来源。
赵孟頫的《老子道德经》上有“诚府珍赏”印，为康熙第三子胤祉的收藏印，在《石渠宝笈初编》著录的元代俞和《急就章释文册》上也钤有此印〔1〕，说明胤祉的一部分收藏也进入了内府。

乾隆十年（1745）农历三月十五日，造办处有关于这四卷手卷的记载：

十五日司库白世秀来说，太监胡世杰交马远小品真迹册页一册、董其昌书畸墅诗册页一册、赵孟頫书道德经手卷一卷、邓文原章草真迹手卷一卷、赵孟頫秋饮马图手卷一卷、钱选孤山图手卷一卷。
传旨将手卷四卷配装一匣，册页二册亦配装一匣，先做样呈览，准时交南边做雕漆的。
钦此。
于本月十八日司库白世秀来说，太监胡世杰传旨，将现做装手卷画匣样俟览，看准时不必往南边去做，着在京内做，钦此。
〔2〕

从档案可以看出，至少在乾隆十年，这四个手卷已经被收入宫中，且为乾隆皇帝珍视喜爱，从他的众多收藏中被挑选出来，准备在南方专配雕漆盒用来一起收纳存放，后盒子图样交乾隆皇帝审核后，在京制作。

图1 [元] 赵孟頫 秋郊饮马图 手卷 绢本 23.7×58.8厘米 1312 故宫博物院藏（请横屏观看）

图2 [元] 钱选 孤山图 手卷 纸本 23.4×92.5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请横屏观看）

两件绘画作品都是青绿设色，画幅都不大，《秋郊饮马图》画心横59厘米，绘清秋时节之郊外平原，林木萧疏，一红衣奚官在溪边牧马。
几匹骏马形态各异，或低头畅饮，或奔突跳跃，或回首四顾，或嘶鸣嬉戏，描写生动而富有情趣。
设色浓郁中显清丽，且色不掩笔，使全图既艳丽又有笔墨韵味，代表了赵孟頫晚年鞍马的典型风格。
《孤山图》画心横92.5厘米，以林逋隐居西湖孤山为题，图中梅竹双清，湖山如画，左方草阁三楹，倚山面水，阁中林逋正凭阑静坐，身后一童子，阁旁一鹤，形影相依，对面湖光岚影，清绝人寰，左上方有钱选自题七绝一首。
赵孟頫和钱选作为元代文人画的开创者与“复古”的倡导者，这两幅画都带有浓重的“复古”韵味。

图3 [元] 邓文原 草书急就章 手卷 纸本 23.3×398.7厘米 1299 故宫博物院藏（请横屏观看）

图4 [元] 赵孟頫 画老子像并书道德经 手卷 纸本 22.5×256.5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请横屏观看）

两件书法作品，一件为邓文原的《草书急就章》，横368.7厘米，是其四十二岁的作品，用笔圆转劲健，流露锋芒，有法度，甚合古人遗意。
邓文原以章草著称于世，与赵孟頫、鲜于枢书法齐名。
乾隆皇帝对邓文原的草书极为推崇喜欢，不仅在这件作品御题“草圣”，还曾在乾隆十三年（1748）临仿此本，并御题引首“心希草圣”。
另一件书法作品为赵孟頫的《老子像并书道德经》，横256.5厘米，卷前有赵孟頫绘白描老子立像，左向。
后书小楷老子《道德经》全篇，款“集贤侍讲学士中奉大夫赵孟頫书”，没有具体书写日期，以官职推测，与《秋郊饮马图》作画时间相近。

这四件作品外形尺寸均在23厘米至24厘米之间，高不盈尺，便于携带观摩。
并四件作品的尾部分别被配上了词臣的作品，其中两件绘画被配上了书法作品，而两件书法则被配上了绘画作品，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书画合璧作品。
四位词臣为汪由敦、梁诗正、董邦达及邹一桂，都是乾隆倚重及喜好的大臣。
在所喜好的前代著名书画作品上命大臣补图，这样的情况在当时也有不少，如王珣的《伯远帖》，乾隆不仅自己画了树石图，还命董邦达补图，沈德潜书《三希堂歌》。
王献之的《中秋帖》，乾隆自己画了一枝墨梅，还命丁观鹏补图。

《秋郊饮马图》配上的是乾隆十一年（1746）三月初三日汪由敦草书作品《御制玉瓮歌》。
元世祖忽必烈下令制作的渎山大玉海，在元代灭亡后一直湮没，直到乾隆年间被发现。
乾隆十年，乾隆皇帝命在北海团城承光殿前建造了一座石亭用以安放玉瓮，乾隆皇帝为此特意作了一首《玉瓮歌》，并命工匠镌刻在玉瓮腹内。
由于玉瓮亦为元时物品，因此汪由敦抄录的这个书法作品被配在了同样被忽必烈所赏识的元代赵孟頫画作之后。
汪由敦作为乾隆早期的内廷文臣，先后任起居注官、翰林院编修、内阁学士等职务。
乾隆皇帝每有高文典册、润色鸿业必专委托于他。
汪由敦书法多见于行书、隶篆，而草书则并不多见。

《孤山图》配上的是乾隆十一年暮春之初梁诗正楷书《御制冰嬉赋有序》，创作时间几与汪由敦同时。
《冰嬉赋有序》是乾隆十年皇帝撰写的一篇长篇韵文，一千三百余字，有序有结，全方位地描述了冰嬉活动，既有天文气象、自然地理的介绍，也有神话传说、历史故事的引述，亦有全景描绘和项目特写；在全过程的总体叙述外，还有哲理性的评论，为罕见的我国古代冰上运动的鸿篇巨制。
此篇序文写成后即交付武英殿朱墨套印，并由内廷诸臣作注，可见乾隆皇帝的重视。
这篇序文由梁诗正以楷书抄录。
梁诗正文采出众，乾隆皇帝在潜邸时就与其交好，登基后，每逢出行必召其扈从，许多御制诗文刊石竖表皆指定梁诗正书写。
现在学界认为许多署名乾隆御笔的书迹多为梁诗正代笔，内府书画上更多见其题跋。

《章草急就章》后附董邦达的《松柏竹石图》，取法元人，自然超逸，由“奉敕恭画”可知，题材由乾隆皇帝选定。
董邦达山水取法董巨及黄公望，善用枯笔勾勒，淡墨皴擦，线条细秀圆润，充满古韵。
《道德经》后附邹一桂的《墨梅图》，均为应制而作。
邹一桂一改常见的设色花卉，墨笔勾勒，寒枝疏影，更显清秀雅致。
乾隆皇帝自青宫时便雅好花鸟，尤爱画“岁寒三友”松竹梅。

除了命词臣进行创作，乾隆皇帝自己也不断有御题诗文、钤印、书写引首等相关鉴赏活动：

画作上最早的御题诗是乾隆四年春所作《题钱选孤山图即用其韵》：“霅溪古笔得天随，能画能传画里诗。
谁道逋翁句难续，依然疏影暗香词。
”另一段御题：“看梅邓尉犹艰致，望絶孤山几树春。
却为天寒蔵蓓蕾，勾留仙卉待逰巡。
于今是矣浑疑幻，或异斯焉那有真，祗虑墓门处士笑，对山不是看花人。
壬午暮春之初驻西湖，成孤山看梅一律，行箧适携此卷，书之隔水，以誌一时清兴。
御笔。
”壬午是乾隆二十七年，时值乾隆第三次南巡，途中随行携带了这匣作品。

《秋郊饮马图》上的御题诗“细草清泉坰牧宜，偶看騋牝动遐思。
大凌河畔丹枫树，报我去年秋杪时”收录于《御制诗文集》中，作于乾隆九年（1744）。
大凌河牧场是清朝皇家位于东北的牧场，横跨今辽宁的葫芦岛、锦州、盘锦、鞍山四市，顺治八年（1651）设立，是最大的皇家马场，曾经为康熙、乾隆皇帝东巡谒陵提供马匹。
乾隆皇帝在八年（1743）时曾东巡，这也是他即位后的第一次东巡；第二年在看到赵孟頫笔下秋日皇家御苑放牧的场景画面时联想起去年在大凌河牧场的情景，写下此诗。
第二段御题《玉镂八骏歌》，后有跋语“掄前后十骏图各四，命玉工肖其形，镂檀为屏，位置成八骏，作歌纪之。
山庄多暇，偶忆子昂，此图邮致之，书于卷后，丙申秋月御笔”。
丙申为乾隆四十一年（1776），从五月至九月乾隆奉皇太后驻跸避暑山庄时，从郎世宁《十骏图》中挑选出八骏，让玉工镂刻成八骏图屏，并专门做《玉镂八骏歌》。
乾隆皇帝想到了同样以画马著称的赵孟頫，又专门让人将《秋郊饮马图》带到避暑山庄，在卷后书写了这段。

乾隆三十二年（1767）内务府造办处记载：“十三日接得员外郎安泰等押帖内开十月初三日首领董五经交御笔清泉坰牧字一张、赵孟頫秋郊饮马图手卷一卷、御笔众妙之门字一张、赵孟頫书道德经真迹手卷一卷、御笔草圣字一张、邓文元章草真迹手卷一卷、御笔宣文珍诗堂字一张、柯九思书九成宫醴泉铭挂轴一轴。
传：旨着将手卷三卷换裱御笔字引首挂轴一轴添安御笔字诗堂。
钦此。
”〔3〕除了钱选的《孤山图》保留了明代陈沂的引首外，其余三卷此次都加了御题引首，重新装裱，即为今天所看到的装裱形制。
由于乾隆皇帝一直放在身边赏析，不同时期、数量繁密的内府收藏印、乾隆皇帝鉴藏印不断地加盖于这几件作品之上，最后的“太上皇帝”之印说明在乾隆皇帝退位后这四件作品仍在他的视野中。
这些印有的较为常见，在《石渠宝笈》初编、续编的作品上都能见到，如“石渠宝笈”“乾隆御览之宝”和贮藏地印，这三方印四件都有，但是缺少“宜子孙”“三希堂精鉴玺”这两方《石渠宝笈初编》所惯有的“五玺全”之二印，并且这四件作品都没有被《石渠宝笈初编》及《秘殿珠林石渠宝笈续编》所收录，说明乾隆皇帝无意将这四件作品作为宫廷收藏流传后世，而是作为自己的私藏所有。

二、陈列裕陵隆恩殿

乾隆皇帝的裕陵建于乾隆八年至十七年（1752），于清朝国力鼎盛时期修建，故而富丽堂皇，为清东陵诸陵之冠。
隆恩殿作为供放墓主人神牌以及举行大、小祭祀的场所，位于隆恩门内陵寝中轴线上，是明清皇家陵寝前朝建筑中最重要的建筑。
裕陵隆恩殿内修建了佛楼，上下两层，楼顶为毗卢帽形，有帘龙垂柱。
佛楼里除了佛教的法器外，还有大量的工艺品和书画作品，其中不少都带有御制题诗。
清廷档案记载自乾隆十七年孝贤皇后葬入始，佛楼便开始了藏宝过程，逐年有新品恭藏其中，至乾隆四十二年达到顶峰，这一年宫中分几次送来宝物，皆为乾隆皇帝所选，能够体现出他的志趣。
档案中并没有记载这四件作品具体于何时摆放在裕陵隆恩殿的佛堂上，推测应是嘉庆四年（1799）九月十五日随着乾隆皇帝的棺椁入葬裕陵地宫一起被带来。

光绪二十三年（1897）四月的《裕陵各处陈设清册》记录了当时隆恩殿内陈设：

靠北墙设楠木宝床一张，……宝床上左边设紫檀木罩盖匣一件，内盛孝贤皇后挽诗一套二册，填漆罩盖匣一件，内盛挂轴二轴（文徵眀春秋荣杖一轴，柯九思九成宫醴泉铭一轴，内轴头一件有缺）……填漆二层盒一件，内盛手卷四卷，上册赵孟頫秋郊饮马图一册、钱选孤山图一册，下层邓文原章草真迹一册、赵孟頫书道德经一册，具有渍脏……宝床上右边设……填漆长方匣一件，内盛册页二册，董其昌一册、马远一册，虫蛀，字心渍脏。
〔4〕

此时距离乾隆皇帝去世已将近一百年，从陈设册的记录看，藏品品相大多已不佳。
除了这四件外，还有乾隆十年一起被做匣贮藏的马远小品册、董其昌书《畸墅诗册页》，乾隆三十二年（1767）一起添置了御笔诗堂的柯九思临《九成宫醴泉铭轴》，以及文徵明的《春秋荣枝轴》。
可见乾隆陵寝陈设的书画作品均按照乾隆皇帝生前的喜好安排。

三、溥仪小朝廷再次回宫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结束统治。
此时的东陵管理混乱，形同虚设。
1913年，考虑当时东陵地面土匪横行、盗贼充斥的情况，根据《新整溥仪档》载“臣载泽、溥钊、英秀跪奏为拟请尊藏陈设俾免疏虞事”奏折所请，溥仪派人将包括裕陵在内的各陵隆恩殿贵重陈设封送北京内务府收藏。

民国十一年（1922），时溥仪还在故宫里做着以乾清门北为界的关门皇帝，因内廷太监盗窃厉害，经贝勒、大臣提议，溥仪有意盘点紫禁城里的现存珍宝，遂有点查书画加盖印玺之举。
主其事者为贝勒载涛、载润，大臣陈宝琛、朱益藩、朱汝珍、宝熙，及耆龄、奎濂、袁励准等人。
他们刻制了“宣统御览之宝”“宣统鉴赏”“无逸斋精鉴玺”数章，每看一件就盖上一个至三个印章，同时登记造册。
此册后来石印印成十余部，参与点查工作者各存一部，这也是最后一部翔实的清故宫旧藏书画目录了。
曾参与此次点查活动、后为清室善后委员会成员的宝熙在跋《马琬幽居图》中回忆了当年钤印的情形：“宣统癸亥（民国十二年，1923），余奉命在上书房，检定中秘书画，与同事者奏明，凡书画各品之精确可宝者，则钤三玺于上，余则铃一玺。
三玺者，即‘宣统御览（之宝）’‘宣统鉴赏’‘无逸斋精鉴玺’……回忆十年前在大内，据案品评，钤用三玺之际，情状宛然，而人事变迁，兹卷乃流落人间……”〔5〕

这次清点的记录造为《故宫各殿第一次书画点查册》，清点书画的地点包括建福宫、懋勤殿、银匠房、体顺堂、毓庆宫、乾清宫，时间从二月初二日持续到十一月三十日，根据闰五月可以推测点查时间为1922年，非宝熙所言的1923年。
清点中按照卷、轴、册分门别类，历朝书画精品者被放在正册，一般作品则放在副册，此外还有大量的宸翰作品被详细记录。
其中“体顺堂 正册 卷”记录了清点这四件的具体情况：

二月十四日看

邓文原章草真迹，纸本，正编，绝佳，铁崖道衍，三跋致佳。

元赵孟頫秋郊饮马图，绢本，正编，破，已粘连须重装。

元钱选孤山图，纸本，正编，章法酷似观鹅图。

元赵孟頫书道德经，纸本，正编，卷首老子像尤见士气。

以上四件同匣。

以上四件曾在裕陵陈列。
〔6〕

因为这四件作品均钤有“石渠宝笈”印，所以未加核实便将它们归入了“石渠宝笈正编”。
体顺堂为养心殿后寝宫东耳房，养心殿是溥仪居住之所。
这次清点为溥仪摸清了现有书画的情况，也为他不久以后的盗运做好了准备。

在清点进行的同时，小朝廷也对这些书画进行装箱编号，故宫现藏1922年《乾清宫存书画档案册》〔7〕共有七册，第一册为正册，第二册为墨刻，第三册为宸翰，第四册为宸翰墨刻，第五册为副册，第六册为乾清宫存，第七册为副册用宝。
说明这些分藏于各殿的书画在清点完过后集中藏于乾清宫。

正册按照装裱形制，历代书画精品分别装入不同的箱子，以“千字文”排序，如第一册正册就包括：“地”字第一箱手卷六十七卷，第二箱手卷一百十五卷，第三箱手卷八十四卷，第四箱手卷一百卷，第五箱手卷一百三卷，第六箱手卷四十一卷，第七箱手卷七十八卷，第九箱手卷九卷，共计五百九十七卷；第十箱立轴三十四轴，第十一箱一百十九轴，第十二箱立轴一百十八轴，第十三箱立轴一百十五轴，第十四箱立轴一百轴，第十五箱立轴二十六轴，第十六箱立轴一百二十轴，第十七箱立轴二十九轴，第十八箱立轴十六轴，第十九箱立轴一百十五轴，第二十箱立轴六轴，第二十一箱四十三轴，第二十二箱一百十四轴，共计九百五十五轴。
第二十三箱至三十八箱为册页，四十至四十二箱为佛经。
其中这四件手卷同时被放在地字第三箱，但是在地字第二箱中同样也有一件赵孟頫的《秋郊饮马图卷》。
根据贡单可知，乾隆三十年（1765）农历二月初八日，梁诗正的儿子侍讲梁同书、郎中梁敦书曾进贡过一批书画及瓷器，其中包含有一件赵孟頫的《秋郊饮马图卷》〔8〕。
因此之前在清宫此图存有两个版本。

根据《赏溥杰书画目》〔9〕，溥仪的“赏赐”之举发生在所谓的“宣统十四年”（1922），第一次赏赐从宋版书开始，发生于七月十三日，书画的赏赐开始于九月二十日。
起初是东暖阁、静怡轩等处“静”字号书画，每日十件左右，主要为手卷册页。
从十一月初六日开始，伴随着清点装箱的结束，“赏赐”更加便利，数量也变得多起来，每日三十件左右，存放四件手卷的“地”字第三箱大概是在十一月初八至十一日被“赏赐”出去。
只是这四件手卷没有出现在赏赐目录之中，不知是“漏记”了，还是因为四件存放于一匣不便携带，日后由其他途径带出宫外。
存放在“地”字第二箱的另一卷赵孟頫的《秋郊饮马图》是在十一月二十九日随着第二箱文物一起被赏赐出宫。

四、流出宫外

这些被溥杰、溥佳以每日一包袱一包袱方式带出宫外的书画精品，最初运送至由载涛提前在天津旧英国租界戈登路购买的一栋小楼内，共有七八十口大箱子，作为溥仪将来生活、留学的资本。

1924年11月5日，由于鹿钟麟的突然“逼宫”结束《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件》，溥仪仓皇出宫。
先是在父亲的“醇王府”住了24天，于11月29日躲进日本公使馆。
1925年2月23日，在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的策划下，溥仪被接到天津，安排在日本租界内。
日租界内“张园”的主人张彪原是清廷的湖北提督，此时将“张园”腾出作为溥仪的“行宫”，溥仪在此成立了“清室驻津办事处”。
而被溥仪事先存放在英租界戈登路的书画精品逐渐被变卖，成为溥仪维系“小朝廷”运转的重要经济来源。
溥仪在“张园”居住四年多的时间里，售出或赏赐出多少书画精品，无账可查。
1929年7月溥仪由“张园”搬至百步之遥的“静园”。
据《国宝沉浮录》调查记载，由张园迁静园的卷轴册书画计有35箱（箱为松木制成，三尺多长，一尺多宽，一尺多高，中间有立柱，有两扇门，可以堆叠存放），宋元、殿版书34箱（为二尺多高，二尺多长，一尺多宽的长方箱子），还有大金库两个（大金库内套三十几个小金库手提箱，内装古玩玉器）〔10〕。

1929年，孙殿英盗掘裕陵，将里面的所有殉葬品劫掠一空。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溥仪匆匆前往东北，于1932年3月成立“伪满洲国”，1934由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参谋吉冈安负责将存放在天津静园的法书名画、宋元善本、珠宝玉翠约七十箱运送至长春伪皇宫，存放在“小白楼”里。
日后这批东西的散佚浩劫已有专门研究，兹不赘述。

本文所述的四个手卷由于没有和大批书画放在一起，并没有紧随迁移，也没有被卖掉，而是连同一些古玩珍宝一直锁在“张园”的一个保险柜里。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也没有提及这一情况。
一是可能溥仪完全忘记了此事，二是可能他并不确知这部分东西的存放情况。
溥仪从张园搬出后，日本驻军看中了张园，从张彪后人手中以18万元价格买入，成为日本高级军官、特务的住所。
1934年日军将旧楼房拆除，重建了一座二层楼房，作为日军军部。
1946年，日本战败后，张园为美国驻华海军陆战队接管，发现内有两个保险柜，一个是空柜，另一个锁着。

五、故宫接收

关于在张园发现溥仪遗留保险柜里文物的经过及这批文物如何交接给故宫，故宫博物院保存的《预备运平溥仪在津文物箱只经过记录及接收目录》《美国驻华海军陆战队移交本院保管溥仪存津保险箱柜中文物草目》两份档案，以及王世襄先生撰写的《回忆抗战胜利后平津地区文物清理工作》一文有详细记录。

据当时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工作的王世襄先生回忆：“1946年7月10日，沈兼士找我去见他，告诉我北京美国驻军葛利上校（Colonel Gally）来联系，声称天津张园原为溥仪寓所，现供美军使用，屋内有两具保险柜，一具美军进入之前已打开，空无一物，一柜锁住，不知中有何物，请派人会同美军将柜打开，如有物品，请予接收云云……7月16日早八时，我和克利夫斯同乘火车去天津。
我们先到敌伪产业处理局驻津办公处请派人参加，再去美军驻津办事处。
美军办事处又派一人同去张园。
到达那里，看见保险柜时已是下午五点多钟了。
为了打开保险柜，招来专门修配铁柜钥匙的匠师。
他们试用各种方法都未能打开柜门，最后只好用加氧气的喷火器将其烧开。
柜中发现小型手提的保险匣二十一具。
此时已入夜逾十时，要等次日才有火车去北京。
当时经三方（敌伪产业处理局、美军、清损会）商定将保险匣贴上由三方会签的封条外，美军还派士兵执勤看守。
当夜三方用电话向上级汇报。
我与沈兼士、马衡都接通电话，定于次日中午搭快车押运物品回京，请派车到车站来接。
”〔11〕

具体的接收过程则有当时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所拟之报告：“谨呈者，天津溥仪旧宅现由美国驻华海军陆战队第一加强师驻扎，该处存有溥仪留存之大保险柜两具。
美军查悉其中系溥仪出宫时携出文物之一部，但因系美军驻扎地，故未经任何机关查封。
该师少校柯立夫乃与教育部特派员办公处及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商洽妥善保存办法。
经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派副代表王世襄赴津视察，即于本月十七日由美军会同上述两机构及平津区敌伪产业处理局天津分处、河北敌伪财产清查委员会各代表前往启柜。
两柜内共存小铁匣十九个，小皮匣二个，其中多为清宫原有文物，美军为重视责任及策划文物安全起见，主张将柜存二十一匣悉数运平，交本院保管。
经上述各机关同意，乃逐匣加封，于十八日正午由美军少校柯立夫会同清理战时损失委员会副代表王世襄、敌伪产业处理局天津分处代表李南宸等押运到平。
并由该师驻平支队司令葛利上校代表该师迳送本院保管。
本院未便拒绝且恐延缓时日，难免不别生枝节，遂于是日午后三时许在本院绛雪轩点收。
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代表沈兼士、唐兰、王世襄及处理局代表李南宸等见证之下，逐匣清点。
本院及美军方面均分别详细记录，迄夜十二时点竣。
计有文物壹仟零捌拾五件（详见所附目录），其中以玉器最多，书画仅有五件，有见于《故宫已佚书画目》，为溥仪出宫前赏溥杰者，其他小件什物亦多，有黄纸号籖与今存院中者完全相同。
点毕后由本院逐匣加封，由葛利上校亲与各方代表送至本院延禧宫库房保存，所有接收溥仪昔自故宫携出文物之经过情形除呈报教育部并请核示外，相应缮造目录函逹查照备案。
此致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理事会。
附本院接收溥仪文物目录一份。
院长马（衡）”〔12〕

此次清点的文物不仅有中文目录，还有英文目录，主要为小件玉器、珠宝饰物、翡翠、洋表等，书画除了四个手卷外，还有宋高宗书、马和之画的《后赤壁赋图卷》，另外还有书画小折扇（23把）、御笔《疏林远岫》小轴、御笔《玉枕兰亭》小卷、御笔《董其昌书唐诗》小卷、周鲲的《山水》小卷。
新中国成立后故宫发现乾隆时为这批古玉特制了分屉匣，屉中依每件玉形挖槽制襄，玉形与槽形刚好相合，表明了当年溥仪出宫时弃匣取玉，遂致玉、匣分离。
这四件手卷也应是为便于携带，同样将木匣丢弃了。
可以说，这五件古代书画是溥仪带出宫外散佚国宝第一批回流的珍贵文物，这批文物当年造册编用文物字头为“仪”字，1962年编入故宫博物院故字号总帐，统一为“故”字号。

从1925年溥仪入住张园到1945年保险箱被发现，这四件手卷在张园存放长达20年，中间经历过日军、美军的占领，尚能够完整无缺地回到故宫博物院，堪称奇迹。

六、建国后的整理研究与修复

这四件手卷，在解放后经过徐邦达等书画专家的整理鉴定，分别保管于绘画、书法库房。
其中：

赵孟頫的《秋郊饮马图》被认定为真迹，定为一级甲等，成为赵孟頫青绿及鞍马画的代表性作品。
由于破损严重，1955年由故宫著名的修复专家张耀选、杨文彬重新揭裱修补，让这件稀世珍品重新焕发了生机。

邓文原的《草书急就章》被认定为真迹，为邓氏早年书，定为一级甲等。

钱选的《孤山图》先是被认为钱选老年作品，定为一级乙等，后复查时认为系元代仿本，但陈沂、文徵明跋语为真迹。

赵孟頫的《老子像并道德经》被认定为后世仿本。

关于这几件手卷的流传经过，之前的研究有混淆之处。
如徐邦达先生在《古书画过眼要录》中语涉赵孟頫的《秋郊饮马图》：“此图由于进入宫廷时较晚，未收入《石渠宝笈初编》，续编不知何故，也未收录。
乾隆皇帝卒后陈设于东陵享堂中，建国后收归，今藏故宫博物院。
”〔13〕肖燕翼先生谈及邓文原章草《急就章》时写道：“书卷本幅所钤最早藏印为明项元汴诸印，上有千字文‘得’字编号。
后入藏清内府，有乾隆帝楷书签题及‘草圣’引首，并有多方内府藏印，并未著录于《石渠宝笈》诸书，后由古物陈列所划归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
”〔14〕因此厘清这几件文物的流传过程，对于研究文物本身也有重要的作用。

这四个手卷，由乾隆皇帝精心选出，合璧以倚重词臣的书画作品，藏入匣中后随乾隆皇帝南游、北上、东巡，于乾隆去世后列陈裕陵隆恩殿百余年也一直没有分离，后世离乱中更是辗转后多年静藏于天津张园保险柜中，直至交还故宫仍完整无缺，可谓身世离奇。
其所演绎的流转过程，堪为代表，对于清宫散佚书画的研究大有裨益。

注释：

〔1〕《石渠宝笈初编》“卷二 贮重华宫 列朝人书册上等”，故宫本本丛刊，438册，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第328页。

〔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13），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19页。

〔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30），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845—846页。

〔4〕《裕陵各处陈设清册》清抄本，光绪二十三年，国家图书馆藏。

〔5〕[日] 原田谨次郎编《日本现在支那名画目录》，东京大巧艺社昭和十三年（1938）出版。

〔6〕《故宫各殿第一次书画点查册》抄本，国家图书馆藏。

〔7〕故宫博物院编《乾清宫存书画档册 正册》，《清宫陈设档案》第五册，故宫出版社2013年版，第84页。

〔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铁源陶瓷研究所合编《清宫瓷器档案全集 卷八》，中国画报出版社2008年版，第137页。

〔9〕《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四种》（铅印本），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民国三十二年（1943）九月印制。

〔10〕杨仁恺《国宝沉浮录》，辽宁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95页。

〔11〕王世襄《王世襄自选集 锦灰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873—874页。

〔12〕《预备运平溥仪在津文物箱只经过记录及接收目录》，故宫博物院藏。

〔13〕徐邦达《古书画过眼要录·元明清绘画》，《徐邦达集九》，故宫出版社2015年版，第61页。

〔14〕肖燕翼《邓文原张草书（急就章）辨伪》，收录《古书画名家名作辨伪三十例》，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37页。

鲁颖 故宫博物院书画部研究馆员

（本文原载《美术观察》202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