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边档案|蒋蓝:沈从文在内江(從文內江土改)
2017年12月23日一早,我在内江市。大雾弥漫,几米开外就不辨人影。这样的浓雾成都不可遇,反而是在沱江之畔的城中仍是浓得化不开。到了中午浓雾略散一些,可以看到壮硕的黄葛树与斧头一般的人民疾步带风,在起伏凸凹的街头巷尾,他们的身后带起了兀自低飞的团团水汽。
与诗人陶春、谢银恩汇合后,去市中区图书馆举行讲座。闲谈里得知,沈从文曾经来过内江,而且生活了3个多月。我当天返回老家自贡市看望母亲,25日一早开车直奔内江市双才镇。但再次遭遇浓雾,高速公路封闭。我走老路到达双才镇时,看到不少商家正在为塑料的圣诞老人拼命充气。哦,今天是圣诞节啊。
高华仲先生如约先到了。他1935年出生于本地的花子坪,职业警察,担任过内江市东兴区公安分局副局长教导员。自己的祖居地位于内江县第四区烈士乡(1949年之前叫宗溪乡长山村4组,1950年乡名后改为便民乡,现在为双才镇双才村4组),那里恰是沈从文参加土改工作队的驻扎村。高华仲有7兄弟,他排行为五,古道热肠,近年详细研究沈从文先生在内江期间写的38封书信,做了详细的田野调查,已为多批外地沈从文寻访者担任向导。
我们穿过一座水库,顺二三米宽的花子沟小河蜿蜒于赭红色的丘陵之间,穿过一条约2华里长的冲沟,便到达右侧坡上的沈从文曾居住的糖房旧址,为四合院后面的一排正房。右侧是糖房的大木桶,居中是青石板方形院子,下面是糖房作坊“漏棚子”。总面积约二千平方米,呈“四横两正”的空间结构。
遗憾的是,当年的糖房已经拆毁,只残存一二堵土墙。70多年前的宽大石阶还在,空地上堆放着很多精雕细刻的青色细质砂岩雕刻残件,绝大部分毁于土改以及文革期间,来自花厅、花台、柱础、石碑、梁柱、磨盘、石狮子……上面长出了青苔,露出了时光斑驳的痕迹。高华仲说:“房子中侧屋是糖房的堆糖处,大方石柱,有大门栏,还有秘室,墙中有一个孔可以藏金银。还有大到可容一二百石的木糖桶……”糖房的简陋而实用的设备曾经让沈从文充满了好奇。高华仲带我来到旧址的石板坝子上,比划自己记忆中以及沈从文家书里描绘场景的具体位置。他说:“我的祖父高代兴人称‘高百万’,在双才镇开设了糖房,后来又在资中县银山镇开设糖房。抗战期间,四川省修建成渝公路,其中资中县到内江县41公里,我祖父捐资总款的六分之一。开设糖房其实很辛苦的,祖父租用了十几头水牛,四班倒,用来推动压榨甘蔗的石磙子……可惜糖房拆除得差不多了。不过,土墙上密藏金银的那个洞还在呢。”
在这个宁静的村庄里,周边还留着大片竹林和杂树,一是在于退耕还林,二是青壮劳力均外出打工,村里不但不见一缕炊烟,甚至连犬吠也听不到一声。偌大一个村落安静极了,阳光泼撒下来,在地面反弹而起,与齐胸高的丝茅草亲密纠结,发出哗哗哗的流淌声。小山顶没有旧时那种村落标志式的大树,斑鸠、麻雀麇集,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一如沈从文家书描写的那般宁静美丽……
蜜饯甜得少见
1951年10月25日,沈从文随同北京的土改团,启程参加四川农村土地改革。土改团约有六百多人(张新颖《沈从文的后半生》里的数据),先乘火车到汉口,然后分坐两艘轮船逆江而上抵达重庆,再分散下乡。沈从文于11月4日到重庆,分在西南第八团四队,11月13日到达产糖的内江县第四区烈士乡驻地。当时内江县(今内江市东兴区)的土改分两期举行。第一期于1951年6月12日至1951年10月26日进行,第二期于1951年11月3日至1952年2月29日进行。沈从文所在的队伍,一共有104人,由来自北京的教师、干部、作家、学者等人士组成。
“桃红色作家”的高帽子赫然在顶,沈从文又在1949年年初遭到私人感情与个人出路的双重打击,出现“精神失常”,他“用剃刀把自己颈子划破,两腕脉管也割伤,又喝了一些煤油”。张新颖在《沈从文的后半生》里指出:“上革命大学期间,他写了《我的感想——我的检讨》一文,说‘如有人问我,到革大学了些什么?我应当说,由于本人政治水平不高,进步实看不出。’交学习报告时,他几乎是逐条批评了座谈、理论测验等各种思想改造方式,说自己‘越学越空虚,越无话可说’。”这些意见似乎有些“嚣张”,可见他仍然采用“乡下人”的“犟”与“韧”来对付新时代的训令。但很快,在摧枯拉朽的疾风暴雨下,他就不敢如此直白了。
“自杀”之前,沈从文写了两章自传,其中一章叫《一个人的自白》,第一段即说:“将来如和我的全部作品同置,或可见出一个‘人’的本来。”他秘藏着这份手稿,一直放到了1975年8月15日,才交给了自己的忘年交王㐨保存,“将来收到我的全集里。”(张新颖《九个人》,译林出版社2018年6月版,第18页)。这足以看出沈从文对此文的不悔。
沈从文是渴望把自己、把一切交给时间,交给土地,让它们去做出终极裁决。而在一个任何鸟儿都伪装成夜莺与百灵鸟的语境下,聒噪都变成了麦浪般起伏的金色合唱。一个人的喃喃自语,只好寻找那些树皮的缝隙,悄悄藏匿其中。
空空的鸟笼,是一个想象的拓扑学装置。
笼中鸟,才构成了一个薛定谔的装置。
泰戈尔在《飞鸟集》里说过一句话,似乎就是对沈从文说的:“人类的历史,是很忍耐地等待着被侮辱者的胜利。”
沈从文的心病,到当年秋冬季才逐渐平息下来;1950年3月他进入华北大学政治学习,不久转入华北革命大学,至12月结业,回到历史博物馆工作。参加土改之前,他曾就此事询问过丁玲。“丁玲所谈‘凡对党有利的事就做,不利的就不做’,在他心中留下深刻印象。”平心而论,内江土改之行,尽管条件艰苦,但估计要比在革命大学期间愉快得多。革命大学学习他几乎不明白的理论,而土改却是实际接触山川风物和现实人事,一直以“乡下人”自谓的沈从文,自然更愿意深入到乡村,而川南与湘西的山野差距并不太大,他毕竟熟悉那种特殊的味道。同时他还有一个隐秘的愿望:希望借此亲身参与历史变动的机会,尝试寻找与新时代相结合的文学方式,重新开始写作。
也许死过一回,似乎就有一种向死而生的大观。但至少,沈从文变得从容一些了。
“今天下午(1951年11月8日)二时半到了内江县,是川南大地方,出糖和橘子,有文化,多知识分子……地方有文化,也有文物……水名沱江,大如沅水(沅江),清而急,两岸肥沃无可比拟,蔗园、橘子园都一山一山连接。这几天橘子还未下,一片一片金星。土地之厚,除山东胶东所见,实在无可比拟……”浮光掠影的书信文体里,仍有不时跃起的才思之翅闪烁。这是沈从文寄给妻子张兆和的第一封家书,他进一步描绘他眼中的内江县:“这地方出糖,所以蜜饯甜得少见。一来招待即是这种甜蜜饯。”1950年代初市场供应尚可,加上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入川,甜城内江就给沈从文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内江县当时的甘蔗主要为青皮蔗,并不粗壮,但含糖量较高。可见本地蜜饯深合沈从文的心意。作家聂华苓《怀念梁实秋先生》一文中提到一个细节。1980年她回大陆,在宴会上见到沈从文,发现沈先生很少吃菜。他说平时只吃面条,但吃很多糖。“我问:‘为什么吃那么多糖呢?对您身体不好呀!
’沈先生笑眯眯地说:‘因为以前我爱上一个糖坊的姑娘,没有成,从此我就爱吃糖’。”(《情忆·名人·美文》,北方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因为痴迷于糖坊姑娘,就养成爱吃糖的习惯,沈从文爱而近痴,痴得可爱。置身于“蜜饯甜得少见”的山村,沈从文是否产生甜蜜的回忆不得而知,但他的心情一点不坏。
平时缄口而行,客气微笑,写信成为了沈从文记录新时代、新时空系列变化的唯一抒发方式。“我住处是个大糖房,在山顶上,属于地主‘高百万’家产。”沈从文在1951年11月19日写的家书中,如此描述了自己居住的地方。对此,高华仲已经考证得很是清楚。“糖锅日夜沸腾,原料如山堆积,成品如山堆积……”沈从文用文字还原了当时制糖的场景:“特别是糖房中一切,空气动人得很。大圆亭子有三丈高,用石柱子撑起,中间一个榨,两个大石磙子如方桌大,竖立起来,把一簇簇甘蔗从孔口送进去,甘蔗汁就流到沟里,泄到另外一处去。三个水牛拉动碾辕,长到二丈多,一共两件,和大梁柱一样,悬空挂起。牛走动时,后面喝牛的就吹口哨跟在后面,一天分五班换动,白天也点着一盏小油灯,光线黯黯的,一天要榨一万多公斤甘蔗,熬糖二百来公斤……”
糖房“空气动人得很”,看到出沈从文是甜在心里。他把糖房工作场景记录得如此细腻,应该是为自己构思的小说准备素材。
而在内江期间,他修改、完善了建国后进行的首次小说创作,这是两部雄心勃勃、结构相对完整的小说《老同志》《中队部——川南土改杂记一》。
比如短篇小说《老同志》,沈从文后来“请妻子张兆和代为投稿,但没有成功。1952年5月,他又亲自寄到某报编辑部,3个月后被退回。他随即将稿子寄给丁玲,表示不拘刊物大小,甚至可以不署他本人姓名,只求能够发表;如果不能发表,他也渴望丁玲指出缺点……”(李斌《与沈从文创作转型的努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4期)
《老同志》这样的小说标题出自沈从文之手简直有些匪夷所思。他竭力书写、讴歌体力劳动,他几乎把身体与灵魂匍匐于土地,仰视着劳动者。但他明显缺乏对劳动的分析,细节也不是他擅长的,文字浮泛。小说通过魏同志和小花猫的情节,他发挥了“把生命谐和于自然”的技能,其实还是动用了固有的“湘西资源”,这样外露的田园生活与忍不住的生命诗意描写,与他“管理生命的斯达哈诺夫运动”产生了深刻矛盾。根性上说,沈从文完全不具备郭沫若在《西湖纪游·雷峰塔下》里表达的跪倒在老农民面前的“大词情怀”:“我想去跪在他的面前,叫他一声:‘我的爹!
’”
他刚刚升跃起来的创作火苗,很快就死灭了……
站在老糖房的旧址上,我陷入了沉思。想象着那个喜欢被着手、弓腰散步的人,他的文学,他的意识形态,他的沉默,乃至他的彻底罢手,不全然是时代的严苛……
高华仲告诉我:“事实上很多年前,我们就知道沈从文先生住在祖父家,只是一直没在意。直到前几年,内江一批文化人士慕名寻访,我们才开始试图还原沈从文先生在内江的居住环境。”高华仲说:“为此,我们家二代、三代人根据当年的印象,特意绘制了沈从文当年居住老宅的房屋结构图。”
我告诉高华仲:“12月28日是从文先生的生日。他在你的祖宅过了50岁生日。”
山鸟悟禅机
在沈从文眼里,“纳鞋底的婆婆、池边抽着叶子烟、拿着细竹竿钓鱼的老汉……都是淳朴村民。身为土改工作队成员,必须深入到村民中去,倾听他们的心声。
高华仲打听到个别见过沈从文的老人。我对此颇有疑虑,在农民印象里,沈从文其貌不扬,说话极少,关键不是领导。几十年之后何来印象?1920年出生的叶章群老人是退休教师,住在双才镇。60多年前他曾作为当地的文教(相当于现在的村组干部),多次为沈从文送土改资料,与沈从文有多面之缘:“沈从文先生个子不算高,话不多,但为人亲切和蔼,爱用红萝卜、白萝卜煮成汁,当茶水喝。”高华仲又带我去见双才村4组村民高荣德,这位已逾越90岁的老者,是高华仲的叔父,穿一件黏有黄泥的黑呢大衣,他承认,自己曾听本地人说过作家沈从文在他们家的老糖房里住过,虽未亲眼见到本人,但听说“(沈从文)来参加土改,为人很公正。”
在沈从文居住的房子背后,是一座不高的山,那是有很多松柏、柑橘树,一条直达山顶堰塘的小路旁,黄鼠狼、松鼠、野兔、山鸡、毛狗不时出没。与山头正对的是另一座大小仿佛的小山包,两山山脊之间有小道相连。这一线成为沈从文散步的必经之路。旧时对面山头建有一座观音小庙,山门的对联是“神恩浩荡迎接蓬山神脉,庙貌巍峨远观圣水河清”。现在居住在重建小庙里的是吴大权、邱翠仙夫妇对我回忆:老庙子毁于土改时期……
在乡村特殊的气息里,沈从文认同这种气息,与山野、与村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尤其注意到孩子的生活:“特别是孩子们,多瘦弱,死亡率一定相当高……孩子们极聪明,很乖,长得也好看。”(《沈从文全集》19卷,北岳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168页)
“路上常和一些本地小孩碰头,他们大多是背了个小背篓,手中拿把镰刀,到各处去割草,喂兔儿……读不成书,可是已必须每天参加生产。”(《沈从文全集》19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93页)
他抓取细节的功夫仍是那样出众:“在田坎路,一次迎面碰上一个年仅5岁、挑着竹箕去捡狗屎的小孩……小孩子四五岁即挑了小撮箕山上到处捡狗屎……很多孩子都一头白疥癞。都很聪明,但是生活实在贫困。”(《沈从文全集》19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11页)
孩子“见了我们也称‘土改同志’,知道是毛主席派来帮穷人翻身的……”
“土改同志”是寂寞的,但唯有在寂寞里,他才有机会在充满泥土芳香的小路上,脚踏实地,一步一步走回到那个梦中的糖房去……
鸟是空山的大师。鸟儿也是空山的人民。
“晚饭后,独自出去走走,到屋后高处悬壁上去,四野丘陵连亘,到处是褐色和淡绿色甘蔗林相间相映,空气透明,潮润,真是一片锦绣河山!
”“房子前的水田杂树,特别是小竹林,都和电影或戏剧背景一样,在透明潮润空气中萧疏疏的……”沈从文眼中的内江农村,虽然不同于他的苗乡沅水,也有别于他曾生活8年的云南。他认为内江充满灵气,甚至早晨起床听到的鸟叫声,也被他称作“山鸟悟禅机”。
“恨别鸟惊心”的余绪是,一个人从芙蓉花大面积跌落的风雨空隙里,看见乱飞的鸟儿,再一次像菊花那样飞起,站在了蜀国芙蓉的枝头。凝露为霜,霜如银。在晨光下变成了一滴一滴的时光残液,从容自瓦楞落下。夜露滴落的声音,将鸟鸣溅湿,鸟鸣翠绿而蓬松,如山野的万竿修簧,也如西王母的发饰。方才知道,夜露流过的方式与姿势,与雨完全不同。
所谓“禅机”,看来在现实里并不存在。
12月份,川南冷雨乱飞。沈从文给作家、教育家、北京大学教授杨振声写信:
今甫先生:我到四川已七十天,到的是出甘蔗糖的内江县。在船上时尚见到杨起等,一离重庆即不再见,大致分过川东去了。我们这里属川南,离自流井只百多里,离成都只二百里,从重庆到成都铁路已达内江。将来返重庆时,大致是坐车回去的。工作已到第三段落,每天有斗争,地方竹子林极多,地主多缚于竹子林间。因经过减租退押,经过小土改,地主多穿得比贫农还破烂,不易看出过去贫富对照情况。惟真正重重剥削制,这里实比任何地方还严重,因地主多兼作糖房主、保甲、国民党、会道门头子、青帮领袖,特别是在抗日时代拉壮丁事,地主劣绅兼乡保长的,作恶多极。老太太申诉时,十年前事无不道及,加之川人长于词辩,说理极感人。人家住处多真正三家村,居多且只一家,背岩向阳,竹林围绕(到处具石涛画意)。我们工作地且在一荒废堡垒下村子中,自然景物极温静,人却在历史中而动,对照下格外动人。斗争场子在堡下一个糖房晒蔗皮斜坡间,一片灰白色,农民多着蓝布衫子,白头巾,白围裙,堡子在阳光下绿色淡淡的,天云灰中透蓝,大家坐到高处,看群众中小红旗飘飘从田埂间来去,感人得很。下乡别的不太困难,只是胃不济事的要考虑。如吃的能对付,所见所学,对一个人得益实在太多。特别是思想改造、群众路线、人民翻身、毛泽东思想等等问题,从实践学习中,得益太多。农民问题以至于有关土改文学,以教书言,不身临其境,说亦说不透彻也。我在此心脏不大好,胃也不大好,每晚必痛醒,大致饭菜中不离辣子酱,或有关系。希望不至于和佩弦(朱自清)同病。同来的多廿卅少壮,因此不大能理解一个人胃会被四川之特有豆瓣酱弄倒事。地方出糖,本地人实不能吃糖。出橘子,只五百一斤。出猪肉,二小时可作红烧,三千一斤。晚上燃灯用菜油,却过六千一斤。到处有竹林,田地过冬亦一片绿芜照眼。工作大致年底可告一段落,主要任务必可作完,新二月可返京。闻兆和说,学校催搬住处,如未能有住处,盼为商……(《沈从文全集》十九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99—300页)
沈从文提到的“地主多兼作糖房主”,应该就是以“高百万”为代表的人物。他散步偶然在竹林里的发现,记录了那个特殊时代“榨浮财”的手段。
1952年12月28日,沈从文在土改工作队度过了50岁生日,当日他是如何度过这一个重要生日的?无从得知。他在镇上参加了一场批斗恶霸地主的五千人大会,回来后给儿子写信,说轰轰烈烈过去后,“山道上敲锣打鼓”,“反而给人一种异常沉寂感。”原来发生在土地上的一切残忍,流血,喧嚣,总归“被土地的平静所吸收”。这是“离奇得很,也庄严得很”的亘古真实。沈从文进而指出:“一切英雄豪杰、王侯将相、美人名士,都成尘成土,失去存在意义。另外一些生死两寂寞的人,从文字保留下来的东东西西,却成了唯一连接历史沟通人我的工具。”
这一封信表达出来的情感与心性,与致杨振声信中表达的那种急于活学活用的昂扬,呈现出陡然之变。
如此说来,一个人表情上、语气上的“虔诚”未必具有实质意义,置身疾风暴雨之下,固有的温柔恭俭良全然都成为了累赘。但不管如何,一个人相信过的东西,因为没有背叛过自己,那么自己就只好相信下去。比如尊严,那就只能放弃一切去捍卫。
钱钟书说:“从文这个人,你不要以为他总是温文尔雅,骨子里很硬。不想干的事,你强迫他试试!
”
走在同一条山道上,我似乎看到了那个踽踽独行的、未老先衰的身影。
一个人的身影,光从身后投向前方与光从身前投往背后,意义完全不同。从旁观者角度而言,光将一个人的影子投向身后,他就是光之子,光反而成为了他的群众。反之,一个人剬踩着自己的影子独行,背光逆行,影子就成为了他逸出阵营的证据。
50岁生日过去了,紧接着,春节来了。
1952年1月29日,沈从文的一封家书中提到:“在小乡场上区公所里,我和二十来位年轻工作干部把年过了,真是个离奇的年。”“这个年我本意是到砦子上一个农家过的,一定更有意义。因为这几天喉痛咳嗽,砦子上用水极不方便,就只好放弃了。”沈从文在家书中解释了原因,那里只有一口水井,提水也费力。之后,他还到乡场上看内江村民过年,描绘了一幅川南人过年的场景:“乡下人都追来办年货……卖鱼的却换了些橘子、米糖回去。到了午后,百十户铺子都关上铺门,大街上就已冷清清的了……每家都在办年夜饭,且有几户军属,柴门边贴有毛主席和总司令像……”
大年初一,沈从文还和当地群众去扫墓(今双才烈士陵园),祭奠牺牲的解放军战士和干部:“各村群众到时都来了,垒土到坟上去,还扎了白纸花……大家绕着那一长列坟转圈子,有个洋鼓声音哑哑的,锣也破了……”
遥望三多寨
沈从文经常置身屋后山顶,他看到了远方一座平顶山,别人告诉他,那是三多寨——自贡盐商的老寨子。他称高山顶上的自贡市三多古寨“像在梦里才能见到”。他根本不敢请假一探三多寨究竟,心中一遍一遍描绘想象中的古寨模样。在“文革”精神困苦的日子里,三多寨更成了他解闷排忧、遥不可及的“世外桃源”。
沈从文说:“车子快到自贡时候,看到悬崖上有个大寨子,两道石头城墙,简直是天方夜谭环境……山头上的寨子,名三多寨,有呈贡县七八个大,在山顶上,两道城墙,四面悬崖,壮观之至。”“远看寨门窄窄的,上去的小路又陡又长,两边山坡一层层金黄油菜花,镶着碧绿的豆田麦田,像在梦里才能见到。”“我能自由行动时,将一定先来自贡看看。我极希望上三多砦去住一二月,可望写成一个好中篇小说……能自由考虑工作和行动,我将不外提三种工作提议:一是去四川,带几百种绸缎,为把成都蜀锦改好。就便去三多砦住一二月,用那个山砦作为背景,写成的小说,将比《智取威虎山》画面现实性好。”(《沈从文全集》2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53页)
这个沈从文毕生未能进入的大寨子,儿子沈虎雏终于代父亲完成了这一夙愿。
沈虎雏,1937年出生,1956年毕业于北京机器制造学校,先后在北京和内迁三线的机械厂任技术员、工程师14年。1967年四川著名的“二月镇反”中,自贡市共抓捕、强行集训1017人,沈虎雏是其中之一。他在“文革”期间担任自贡长征机床厂“二号勤务员”,一度身陷囹圄……沈虎雏一家在自贡市的时候,著名汉学家傅汉思到自贡盐场访问期间,还专门到位于贡井区的长征机床厂去看望他们。1980年起沈虎雏在北京轻工业学院任教,1997年退休。
2010年4月仲春时节,沈虎雏首次探访了自贡盐商建于清代的三多寨,他写道:“我们为圆梦而来,总幻想小红爷爷(沈从文)一路同行。尽管有残垣断壁,政府修缮的寨墙,有些被掐头去尾,分封割据,我还是宁愿他看看今天的三多寨。他向往这古城堡,更盼望能住下贴近普通乡民。”
在详细描述了三多寨的历史与现状之后,沈虎雏感叹:“我想,小红爷爷若看到他感情所系的古寨,如今既有残破的废墟,也有充满希望的新生,虽然不可能再写一个好的中篇小说,还是会感到欣慰。”(《情系三多寨》,《北京青年报》2014年9月4日)
我去过三多寨多次,2005年夏季来此参加会议后,还在三多寨唯一的“炮楼宾馆”住过一晚。目睹颓废的古堡围墙与七窍八拱的新建筑,怎能不感慨系之!
时隔多年之后,沈从文还在另一封家书中提起了内江:“十八年前(指1951年)我到内江第四区便民乡住了几个月,住在一个旧式糖房中,留下印象极深……经常还幻想,若地方平静,体力又还顶事,有机会再去便民乡,和当地贫下中农住一阵,一定十分有意义。因为土改印象太深!”
糖房也罢,蜜饯也罢,禅机也罢,三多寨,也罢了。
沈从文晚年有一句总结直指人心:“我的人生,除了张兆和是甜的,剩下的都很苦。”所以张兆和也承认,自己一生没有读懂沈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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