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考古：昆明池旁漕运船_宫人斜里红妆墓(考古墓葬遺址)

【编者按】又是一年“考古时”。
即日起，“考古2023”系列稿件将陆续见刊，这是澎湃·私家历史连续第五年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合作，邀请多位学者撰写总结性稿件，对过去一年中国的重大考古发现做全时段、全方位梳理，以飨读者。

隋唐时期以长安、洛阳为核心形成的圈层式的地理格局、胡汉融合的华夏一统形势、丝路活跃的中西交融等种种样相，给以考古学探索隋唐时期帝国政治架构、民族政策、社会生活等提供张力，也给以考古学角度解读隋唐国家、社会、族群、文化等提供可能。

2023年，隋唐时期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取得新进展和新突破，以城址为对象的大遗址考古，基本是2022年工作的延续，都城水系与运河考古无疑是本年度隋唐考古的最大亮点，像汉唐昆明池、漕渠及大运河永济渠衡水段的考古发现极为重要。
墓葬考古新发现不断，除墓葬本身外，考古工作者的眼光转向墓园及墓地的规划与营建，西安西郊唐代宫人墓地、西咸新区北城村墓地等，墓葬数量惊人，墓地规划与营建亦有迹可循。

城址考古

2023年隋唐时期的城址考古工作整体状况有三个特点：其一，长安、洛阳为代表的都城遗址持续开展工作，主动性、以学术问题为导向的发掘成为主流，与民众社会生活相关的里坊、市场等格局探索成为学术目标；其二，边疆城址本年度考古项目增多，新发现拓展了研究时空；其三，围绕平面布局与沿革展开的城址考古工作成效显著，新技术、新理念广泛应用到城址考古中。

隋唐长安城的考古发掘有安化门遗址、布政坊等。
安化门遗址的考古工作接续前一年度，本年度的工作重点是对安化门遗址的解剖，厘清了安化门遗址的营建及其沿革。
经解剖可知安化门遗址建于一条废弃的东西向水渠北侧，安化门的墩台南侧基础打破水渠。
安化门的基础并不是一个整体，而是隔墙、墩台分别下挖基槽，隔墙与墩台的基槽分别打破门道基槽。
隔墙、墩台的夯土质量好，夯窝明显。
墩台基槽底部夯层铺大量碎瓦，包括戳印“官匠”字样瓦片。
因墩台基槽南侧毗邻废弃的东西向水渠，通过被打夯土来加固墩台基槽。

安化门遗址平面

东西向水渠位于安化门遗址南侧，局部被安化门墩台基槽夯土打破，在该水渠内发现了拦河堰、桥梁等，水渠由东向西，南北宽4.7米，南北两壁为自然土壁，在安化门遗址东墩台南侧逐渐变窄，形成平面喇叭状，在喇叭状水渠的底部发现三排南北向排列规整的椭圆形小洞，其性质不明。
在喇叭状变窄处发现拦河堰遗迹，平面长方形，系生土，东西长6.5米，南北宽4.7米，分早晚两期，早期以生土为堰，晚期以清淤的淤泥为堰。
晚期堰上发现明显翻堰所形成的水流堆积。
在水堰西侧发现桥梁遗迹。
桥梁顺水渠方向布置，先铺设三根木地栿，南北两壁各一根，水渠中间一根，栿上等距离布设三个桥桩。
考古发现三根木地栿痕迹与九个桥桩的柱洞。
相邻柱洞间距约1.45米，木地栿痕东西长3.86米。
桥复原南北宽4.7米，东西长3.86米。
水渠内出土有五铢钱和汉唐时期的残瓦。
此处地势东高西低，可知水由东向西流，东侧的拦河堰可减缓水的流速，以免冲毁下游的桥梁。
桥梁遗存与安化门遗址的门道错位，并不直对。
初步推断该水渠系隋代所建。
该时期并未发现隋大兴城郭城南墙，故推断隋大兴城时，外郭城南墙并没有建成，只是以东西向水渠为大兴城的南界。
安化门遗址是在水渠废弃之后修建而成，墩台底部出土唐初带印戳的瓦片，结合文献推断此次发掘的门址当为唐永徽五年所建的安化门。

安化门桥梁

在水渠遗址上发现水利设施——拦河堰，是隋唐长安城遗址考古的重要发现，对于隋大兴城唐长安城南郊水网的布局以及水的改造与利用提供资料。
由东向西的流水，也实证大兴城南部东高西低的地势。
文献记载当年隋文帝为弥补大兴城地形上的缺陷，在禅定寺营造一座木浮屠，来补大兴城风水。

为配合市政建设对隋唐长安城的布政坊进行了考古发掘。
考古发现了布政坊内大十字街的南北街，并在街西侧发现两组院落及之间的曲巷。
大十字街南北街东西宽12米，两侧有路沟，遗迹分为早晚两期，早期路土红褐色，土质较纯净，质地坚硬，含有少量石子，路面有少量车辙，晚期路土青灰色，质地较坚硬，有明显的起层和结块现象。
早期路土两侧的路沟宽约1.35-1.5米，两壁发现有成排柱洞痕迹，柱洞直径约0.06-0.08米，个别柱洞内还残存木痕。
西侧路沟发现两排东西向的陶排水管，系由圆形陶水管拼接而成，直径为0.3-0.35米。

在大十字街南北街西侧，发现由夯墙围合的两组院落。
院落与大十字街南北街之间是大片踩踏面。
两组院落东西相连，共用一道隔墙。
院落平面呈长方形。
一号院落居东，北墙有门，院内有隔墙，分为二进。
二号院落居西，介于一条南北向曲巷与一号院落之间，院落相对完整，实测该院落东西11米，南北18.9米。
院落内发现有太平缸、水井、灰坑、窖穴等。
该院落西北角集中出土汉白玉菩萨像、残像座、线刻石座、陶佛塔等佛教遗物。

布政坊本名隆政坊，避明皇名改为布政坊。
位于隋唐长安城朱雀门街之西第三街街西从北第四坊，东界皇城，南临金光门春明门大街，西市东北，四隅各开一门，中有十字大街，内有胡祆祠、善果寺、镇国大波若寺、明觉尼寺等。
此次发现的道路、院落、水井等要素能够深化学界对于布政坊布局与结构的认识和理解。
除此之外，出土的佛像、线刻石底座、建筑构件等遗物对于了解隋唐时期的居民生活以及文化交流融合具有重要意义。

布政坊菩萨像

布政坊线刻石底座

隋唐洛阳城本年度的考古工作主要集中在正平坊遗址，也是上一年度工作的延续。
从2020年开始，经过多年的发掘工作，确定了遗址的分布范围和规模布局，并发现三处大型院落。
2023年，考古工作主要集中在坊内西北隅和东北隅两片区。
重点发掘为西半坊，该片区属于Ⅰ号院落北半部的住宅区，建筑密集，分布有序，前期已发现轴线上排布的几处大型夯土建筑。
经过这次发掘，新发现并清理房址16座，灰坑122个，道路5条，水井4处，对Ⅰ号院落和建筑结构状况有了更深刻地认识。
Ⅰ号院落由南部的池苑区和北部的住宅区组成，其中北部的住宅区由纵贯南北的廊庑建筑分隔成规模不等的五路建筑群，形成五路并列多进式院落布局。
其中中路建筑群规模较大，东西两侧各路规模大小不均，东路东侧为I号院落的东墙。
目前中路建筑群的平面布局及建筑结构更为清晰，中路建筑群东西两侧有纵贯南北的廊庑，东廊庑宽约15米，西廊庑宽约10米，南北长度为200米以上。
从南端的F17开始，中路中轴线上由南向北依次发现F17、F20、F21、F22、F28、F16几座主体建筑，每座主体建筑均有附属建筑与东西两侧廊庑相连。

方形殿址F17，东西两侧有挟屋，挟屋与东西廊相连。
东挟屋（F56）东西面阔16米，南北进深6.3米，东挟屋向东，向南成为另外一组不同规模的建筑群。
方形殿址F21，边长约40米，规模宏大，南北皆为双踏步。
基址的四角均有45度的斜廊与东西廊庑相连，呈现出一种特殊的建筑组合形制，对于探索安国观的建筑空间和庭院的沿革变化具有重要意义。
紧邻中路的西路院落中部发现一处方形夯土建筑基址（F46），保存较好，台基边长约24米，南北两侧台基包砖及散水保存较好，南侧为左右双踏，北侧为居中设一处踏步。
基址东西两侧有挟屋，挟屋与东西廊相连。
东挟屋（F45）保存较好，东西宽约5米，南北长约5.7米，台基下设南北向暗沟。
东路的廊庑建筑附近出土一件道教镇墓文石刻残件，这与安国观密切相关。
东路东侧为院落的东墙，墙基保存较好。
墙基西侧有一处瓦砾堆积，其中出土少量的绿釉板瓦，形制较小。

桑树脚大型建筑基址群，是唐宋扬州城遗址近年来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2022年对该遗址开展有计划的主动性考古发掘，揭露了“」”形夯土带，确认其为唐代城墙遗存（编号Q1），初步明确了其始建年代、墙体方向、分布范围、夯筑结构。
为了解其结构、分期和性质，本年度继续上年度的工作。
经发掘确认该城墙是唐代罗城的北城墙，遗迹分为四期，其始建应该不晚于中唐，二至四期分别与中唐陈少游加筑包砖、晚唐高骈修缮罗城、唐末杨行密修缮罗城等历史事件对应。
扬州城罗城北墙的确认，为研究唐五代至南宋扬州城市形态沿革提供了重要资料，有助于推动对扬州蜀岗古代城址、唐代子城和罗城、宋堡城和夹城的城墙关系和春秋吴邗沟、隋唐淮南运河、宋夹城城壕等水系演变的认识。

河北雄县古州城4号遗址位于2022年考古发掘的3号遗址西侧。
4号遗址是由多个单体建筑基址组成的遗址群，由东向西包括门址1、房址（F1）、门址2、门址2内外道路、夯土墙基等，推测门址1为3号遗址西侧的“掖门”；房址（F1）为3号遗址西侧的厢房；门址2应该为寺院西门，门址内外发现南北向道路，东西宽2.6-3.0米，路面上发现有大量车辙印迹；夯墙，紧邻门址2西侧，宽1.8米，推测为寺院南墙。
出土遗物多为隋唐时期，包括建筑构件、陶瓷器、佛像等，推测4号遗址建筑群应是唐代寺院遗址核心区“中院”西半部南端、西门以及“西院”南端区域建筑群。
考古发掘初步厘清了寺院遗址南部空间基本框架。

近年来，新疆围绕“统一国家体系下新疆历史发展进程研究”等重点课题，推进解决重大历史问题，持续推动汉唐西域军政建置、丝绸之路与中西文化交流等重大课题，城址与聚落考古研究取得重大成果。
2023年新疆隋唐时期的城址考古取得重要收获。

北庭故城是丝绸之路上的关键节点，见证了中央王朝对西域的有效管理、古代商业贸易的繁荣兴盛。
2023年北庭故城对内城北门1号遗址进行发掘。
1号遗址是一座大型土坯构建的多间房建筑基址，坐北朝南，外有院墙。
房址整体呈长方形，现存可辨认房址7间。
房址区域整体东西长约43.34米，南北长约28.72米。
残存的3间房间较大，北墙南部有两个条形大库房，北侧库房宽2.05米，南侧库房宽1.4米。
初步推断是为官署遗址，始建可能是高昌回鹘王国时期，沿用至元代。
通过对1号遗址北部最外城墙的解剖，一座水井和两个灰坑，出土了完整的莲花纹方砖，明确了此城初建于庭州城之后、北庭都护府之前，先后经历两次修补。

宗教遗存考古

新疆以“古代新疆多元宗教发展与中国化的考古研究”重点课题为抓手，开展新疆宗教遗存的考古发掘与研究。

鄯善县吐峪沟石窟近年来持续开展考古工作，2023年度在吐峪沟沟东区南部发现2号寺院，勘探出寺院的分布范围，并了解除了其整体结构布局，该寺院依附吐峪沟东区南部山体缓坡营建，南、北两侧为大型自然冲沟。
寺院上下四级，自西向东逐层抬升，呈南北向带状延伸。
寺院营建方式为先垂直斩切山体缓坡，形成四级台面和部分洞窟的下半部形制轮廓，再以土坯包砌各层斩山崖面形成土坯护墙，于洞窟下半部墙体之上以土坯接续垒砌形成完整洞窟，或直接于各级台面之上以土坯垒砌洞窟，再于各级洞窟群之间以土坯垒砌通道、庭院等连通建筑和寺院公共活动空间。
发掘了寺院北部的僧房部分，占整座寺院面积的三分之一。
发掘出15间房址，其中包括僧房11座、讲堂3座、马厩1座，及隶属于该寺院的洞窟和佛塔。
出土了2尊金铜佛像，数百件汉文、回鹘文、粟特文佛经写本，汉文典籍抄本，借贷契约文书，占卜文书以及毛笔、砚台、镇纸、木碗、木盘、棋枰、僧衣、僧履等。
该遗址年代为公元10世纪后半叶至14世纪，判定其为高昌回鹘时期营建的大型官方寺院。

吐峪沟石窟

此次发掘中出土的重要文物中，有一件是安放于塑像中的装藏铜器，呈圆筒状，由器盖、器身组成，表面有铜锈及纺织品的残迹，在铜器内发现1件卷折起来由梵文和龟兹文书写的文书，1颗舍利和12颗珍珠。
另外还发现有用汉文题写僧人的姓名的木碗，用回鹘文题写寺院名称的木盘等。

2号寺院是吐峪沟东区南部3座寺院遗址中的一座。
2号寺院的考古发掘对于明确该寺院的整体形制布局、功能分区、分期年代和吐峪沟东区南部1、2、3号三座佛教寺院的营建次第、性质功能与相互之间的内在关联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揭示高昌回鹘时期寺院营建规划思想、佛教发展演变历程和丝绸之路多元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提供了鲜活的实证资料。

喀什莫尔寺遗址位于新疆喀什市伯什克然木乡莫尔村东北，为公元3-10世纪初佛教建筑群，寺院建筑群分布区域总面积近2万平方米。
2019-2023年开展考古发掘，入围了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
经过发掘，对寺院分布、建筑布局和建筑结构有了清晰的了解，寺院以覆钵式舍利塔为中心，于北、东、南三面修建不同形制的僧舍、佛殿、禅房、厨房等建筑，各建筑物多毗连相接。
方形大塔位于建筑区西北端，山门及山门大道位于东南端，面朝东。
覆钵塔北有中心广场，广场周围是核心建筑区。

寺院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以覆钵式舍利塔为中心，向北、东、南三面陆续增建和扩建，建筑物均为在经过整修的自然台地表面起建，开基槽，以土坯砌墙，墙的内、外壁涂抹草拌泥，再施以白石灰面。
房内房外地面先用掺和有树枝、草等物质的混合土整平，再用发红的细泥加工。
覆钵式舍利塔完全按照佛典记载的造塔样式建造；两座塔均有以土坯墙包边的巨大基台，方形大塔的基台边长37.31米。
7世纪以后寺院规模达到最大，此时期的大佛殿，结构独特，规模宏大，平面呈长方形，由中室和两端各两个厢房构成，中室长11米，宽约8米，初步推断可能与武则天时期建的大云寺有关。
大约到9世纪末10世纪初，主要建筑被烧毁，遗址废弃。

莫尔寺遗址是目前经过系统发掘的我国最西部规模最大、始建年代早、延续时间长、平面布局基本保存完整、发展演变基本清楚的大型土建筑地面佛寺遗址，提供了佛教初传中国时期的早期大型独立式佛教寺院布局和中国化发展演变的关键样本，也为研究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佛教造像艺术发展演变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详实材料。

苏巴什佛寺遗址，又称昭怙厘大寺，位于新疆库车市东北却勒塔格山南麓，库车河横贯其间，佛寺遗址分东、西两寺。
2023年对东寺建筑和墓葬进行调查和测绘，并对3号、6号、9号三组建筑群部分建筑进行了考古清理，采集和出土陶、铜、木等各类器物200余件（组）。
在整个发掘过程中，还发现较多动物骨骼，这符合文献所述龟兹僧人“食杂三净”的记载。
从目前考古成果来看，苏巴什佛寺以小乘佛教为主。
这次考古发掘也为建设苏巴什佛寺考古遗址公园提供了依据。

苏巴什佛寺遗址

唐朝墩古城遗址位于奇台县城东北角，是新疆现存的唐至蒙元时期的一处规模较大、内涵较丰富的重要遗址。
自2018年开始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了唐代院落遗址、佛寺遗址、景教寺院遗址和罗马风格的公共浴场遗址等。
2023年主要对景教寺院东部进行持续发掘，在对景教寺院主体区域进行局部解剖时，发现了一处长方形房址，房址长4.25米，宽3.65米，墙体残存高度为1.2米。
在该处房址四壁，还发现了保存完整的彩绘景教壁画，面积达15平方米，壁画内容包括人物形象、圣像、骑马圣像、壁龛、题记等。
其中，两侧壁画上人物形象残存70至80厘米高，其身着圆领开襟长袍，双手捧于胸前。
绘画中的带翼天使形象，衣着和面相有典型的高昌回鹘时期特征。
墙面上有壁龛、回鹘文题记等。
通过发掘确认了景教寺院的西部为开展宗教活动的主体区域，中部为庭院和生活区，东部则为储藏和生产区。
唐朝墩古城遗址的考古发现，印证了唐至元代天山北麓多民族融合、多宗教共存、多文化兼容的历史事实，并为研究和阐释丝绸之路新北道东西文化交流、多民族融合的大一统格局形成和发展历程等问题，提供了生动而坚实的实物材料。

香山寺是唐宋时期“龙门十寺”中的皇家寺院。
寺院遗址位于河南洛阳龙门石窟东山南麓，坐北朝南，隔伊河与西山石窟群相望。
为解决香山寺与东山石窟的内在关系及寺院平面布局、历史沿革等学术问题，自2016年开始，持续对香山寺进行考古发掘。
发现2座建筑基址，编号1、2号建筑基址。
1号建筑基址推断为方形塔基，中心有方形地宫。
基址平面呈方形，边长约8米，四边用碎石块垒砌，塔基内地面铺砖，正中为平面方形的半地穴式地宫，边长1.6米，系在基岩上凿出，地宫四周有镶砌石板或砖的浅凹槽，中部为一平台。

2号建筑基址，主体建筑为一方形夯土台基，边长27米，四周用条砖和石块垒砌包边。
西北角斩山而成，利用山岩作为部分包边。
台基包边外侧有砖铺散水，宽1-1.15米，方砖铺砌、磨砖对缝，散水外沿由两排条砖侧立包边，再用牙砖固定。
台基东、西侧有单踏步，南侧有双踏步，北侧近山体而无踏步。
台基面正中有一平面方形的砖砌方坑，方坑周边的台基面上有磉墩。
方坑边长9米，坑内地面距台基面1.3米，方坑四壁砌砖，砌砖可见条砖和手印纹砖，局部残存一至十一层。
地面铺砖，地面残存铺地长砖，砖长35厘米。
在方坑中心有一正方形小土坑，边长1.31米，四壁整齐，底部铺一层细沙。
坑中出土石函、带孔石板和佛教石像残件等。
台基上的磉墩，共清理26个，内外两重，每面6个，对称分布。

发掘者推断该基址分早晚两期，早期为台基正中的砖砌方坑与小土坑，该遗存为塔基，小方坑为地宫。
时代为7世纪后期，推断瘗葬者为入唐的天竺高僧地婆诃罗。
地宫中发现的石函，长60厘米，前后档宽40-30厘米、高39.5-31.5厘米。
石函侧板及后档板阴线刻青龙、白虎、玄武等四神图案，前档板刻石门。
晚期为带踏步的方形夯土台基和磉墩，系晚唐时重修，并建有大型木构殿堂建筑。

2023年还在第三台地上揭露了一座殿堂建筑基址的局部，发现东西侧的石砌墙基，可知建筑面阔26米。
条石平面呈曲尺形，长100-166厘米，外侧露明部分雕刻细腻。
初步推测大殿基址用条石垒砌，左右两侧有踏道、轩廊及厢房等附属建筑。
为初步认识建筑范围、平面布局提供了重要资料，有待明年进一步发掘。

出土遗物丰富，种类多样，包括建筑构件、佛教造像、舍利器具、铜钱等。
其中佛教造像有佛头、女俑头、力士头等，残留妆彩涂金痕迹。

墓葬考古

墓葬考古依然是年度隋唐考古工作的主流，基本上是以配合基建考古为主，分布地域广泛，墓葬发现的数量大，而且墓地的营建与形成，与单体墓葬的发掘具有同样的价值，成为墓葬考古的亮点，像唐长安城西郊的宫人斜墓地、咸阳北城村墓地都带给学界“惊喜”。
全国各地大量隋唐墓葬的发掘，源源不断地成为隋唐时期帝国的政治、经济、职官、族群等研究的新资料。

“宫人斜”就是唐代集中埋葬宫人的地方，宫人斜位于唐长安城西郊。
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在唐长安城西郊发现大量宫人墓葬，并出土有墓志，确定宫人斜的存在。
陕西省考古院近年在西安西郊莲湖区枣园街道三民村、陈家寨和沣东新城三桥街道贺家村等地相继发掘魏晋至明清时期墓葬1200余座，极大地丰富了西安西郊历史时期的考古学研究资料，完善了该区域从魏晋、十六国、北朝、隋唐、宋金到明清各期墓葬的演变序列。
其中隋唐时期墓葬数量最大，而且取得了重要发现和新认识。

三民墓地是唐代宫人墓地，发现宫人墓57座，以中小型墓葬为主，东侧有兆沟，兆沟内墓葬排列有序，分为9排，各墓之间无打破关系。
墓葬皆属直线形土洞墓，主要由墓道和墓室组成，水平残长约3-7米。
墓道为斜坡底，墓室空间狭促低矮，仅可容棺。
墓葬均为单人葬，墓主仰身直肢葬，头向南。
随葬品以陶罐、壶为主，部分墓葬见有贝壳、铜镜、玉石饰品和黛板等女性妆扮用品。
根据墓葬形制和随葬品分析，墓葬时代当属唐代初期。
经鉴定，20座人骨保存较好的墓葬墓主皆系20-30岁的年轻女性。
这批墓葬形制与葬俗一致，排列有序，显然经过严谨规划。
宫人墓地兆沟东侧发掘4座唐宫廷内侍墓葬，以开元前宦官为主，生前居住于长安城内西北里坊，按照就近埋葬的原则，表明此处亦属唐代宦官葬地。
此外还发现10余处唐代小型兆沟墓园，墓园内多分布有带一至三个天井的长斜坡墓道土洞墓一座或多座，印证了唐代文献关于墓田制度曾施行于低级别官吏及庶人墓葬的记载，完善了关中地区唐代墓田制度的序列。

贺家墓地发现一座长斜坡墓道双天井砖室壁画墓，石封门，甬道及墓室绘制壁画。
根据墓志铭记载，墓主康比比或为粟特人，葬于开元四年（公元716年），为唐长安城西郊目前发现最早壁画墓。
墓室东壁的乐舞场景清新悠闲，各人物间的排布错落有致，随葬品以彩绘陶俑为主。

陈家寨墓地清理北朝至隋唐时期中小型墓葬581座，为目前关中地区发掘这一时期中小型墓葬数量最多的一次，是探讨北朝隋唐以来长安城居民居葬关系的重要实例。

西安西郊隋唐时期以中小型墓葬为主，多为无天井或1-2个天井的土洞墓葬。
墓主身份可以概括为“一个主体，三个特殊”的葬地特征，即以城西庶民小型墓葬为主体，以宫人墓、宦官墓和番人墓三个特殊人群为特色，兼有中低阶武官墓葬。

北城村墓地是洪渎原上考古发现的十六国至隋唐时期规模最大的独立墓园，入选2023年陕西省考古六大发现，并成为“考古中国”重要项目。
西安市文物考古保护研究院自2021年开始对北城村墓地考古发掘，至今已发掘兆沟1处，兆沟内墓葬285座，是一处具有完整兆沟的大型部族墓地。

北城村墓地

兆沟平面呈曲尺形，东西长约350米，南北宽约260米，兆沟内已发掘墓葬，规划有序，排列整齐。
墓道均为东向。
墓园内墓葬从早到晚呈现出由东向西的区块式分布，每区块内墓葬由北向南形成列。
东北区块墓葬时代最早，为十六国时期，38座墓葬由东向西呈四列分布。
北魏至西魏墓葬101座，分布在十六国墓的南侧及西侧，等距离布置五列。
北周及隋唐时期的墓葬116座，分布在墓园西部，呈四列有序排列。
另外有30座分布在十六国墓葬与北魏墓葬分布空白区。

北周及隋唐时期的墓葬形制有斜坡墓道洞室墓和竖穴墓道洞室墓两种。
单人葬36座，多人葬56座，合葬墓均表现出迁葬的特点。
45座墓室内有生土棺床。
随葬品较少，以陶壶、陶盏及铜钱为主，也有一些铜带钩、环及铁器等。

北城村墓地的墓葬在朝向、间距、深度甚至随葬品的种类与数量等方面都有明显的相似性，表明了该墓地埋葬人群结构的单纯，是研究当时社会基层组织运行管理模式的全新材料。
更为重要的是，该墓地各时段墓葬均为东向，与同区域已发掘的十六国北朝隋唐墓葬南向的特征判然有别，且从十六国初年到唐贞观年间三百余年的时间内一直保持沿用，具有强烈的独特性与稳定性，而墓地内墓葬形制及随葬品则逐渐产生变化，反映出该墓地所葬人群在丧葬习俗上既顽强地保持了本民族的传统，又不断学习吸收中原汉文化的趋势，反映了十六国北朝时期迁徙到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在文化上与汉文化逐渐融合的进程。
对探索十六国北朝时期的北方地区墓葬形制演变、墓地规划设置和相关祭祀制度等相关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西安东郊唐薛柔顺石椁壁画墓位于西安市幸福林带东侧，北邻长乐东路，2023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配合基建考古发掘中发现。
该墓为斜坡墓道三天井单室砖室墓，遭严重盗扰，墓室内器物已被盗空。
出土墓志显示墓主为薛柔顺，为河东薛儆之女，嫁于惠宣太子之子李琄，于开元二十九年因诞育男子暴疾而亡，年仅二十九岁，当年闰四月五日便迁厝于长安城东万年县浐川乡龙首原。
墓室石椁保存较好，引人注目。
石椁面阔三间，进深两间，庑殿顶，椁身由壁板和倚柱卯和。
壁板外侧雕刻门窗、卷云及神兽，内侧主体为侍女，周边饰有花草等内容；倚柱内外均刻缠枝卷草花朵，部分穿插飞禽走兽；基座以七块石板铺成，立面间隔刻有壸门图案，内填奔兽图样。

墓道、甬道、墓室均发现有壁画。
墓道壁画保存较差，分别为青龙、白虎图样；甬道绘侍女图，仅存下半身；墓室东壁为乐舞图，呈三段式布局，其中南侧为十人组成的乐队，中部为女舞者，北部为观看的贵妇（应为墓主）及侍女；墓室北壁东侧中心为一坐于方形高背扶手椅贵妇（应为墓主），两侧站立有侍女；墓室北壁西侧为玄武图；墓室西壁为六扇屏花草；墓室南壁为展翅欲飞的朱雀。
该墓壁画布局充实完整，画面惟妙惟肖，内容上有一定程度反映了墓主生前生活。
墓葬壁画整体上风格及年代与让皇帝李宪墓极为相近。

薛柔顺墓葬地特殊，对研究盛唐时期高等级墓葬分布具有重要意义。
石椁保存完整，刻画刚劲、明快，为近年来所罕见；壁画内容丰富，布局紧凑合理，画面形象生动，为盛唐时期墓葬壁画的代表，其中绘制墓主形象，为唐代所见最早，其所坐之方形高背扶手椅对于分析该类器型出现时间提供重要参考；出土的墓志内容丰富对于研究河东薛氏薛儆一支与皇室间关系有着重要的意义。

2022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配合基建时，在西咸新区空港新城底张街道陶家村发现了段文振家族墓地。
共发现包括段文振夫妇以及子辈三人（段诠、世雅、世端）、重孙（孝逸夫妇）等墓葬7座，下葬年代从隋大业八年（612年）至唐景云元年（710年），墓葬均为南北向带天井的长斜坡墓道单室土洞墓。
这批墓葬自南向北辈分递减，排列有序，其中段文振和其夫人墓位于墓地最南部，辈分最高、规模最大。
段文振夫妇墓平行布置，两墓相距约8米。
据墓志，段文振仕于周隋，为当世名将，“隋尚书右仆射、兵部尚书、左候卫大将军、光禄大夫、北平襄侯”。

段文振墓为带有5个天井的土洞壁画墓，水平总长近60米，天井平面均呈长方形，规格相同，墓室平面呈正方形，底铺砖，残留墓志、石门、陶俑等随葬器物。
第5天井下对称分布两座壁龛，龛内出土骑马俑、男立俑、侍女俑以及家畜、家禽等陶俑。
墓室、墓道、过洞及天井绘有壁画。
墓室壁画已破坏殆尽。
墓道两壁壁画保存较好，内容多与军旅有关，均为人物形象，包括步兵、骑兵、牵马侍从等，色彩鲜亮、描绘精细、形神兼备。

段文振夫人墓为一座七天井墓土洞墓，该墓水平总长约50米，天井平面多呈正方形，规格相近，墓室平面略呈正方形，底铺砖，但遭严重破坏，残留玉佩饰、玻璃小瓶、陶俑等随葬器物。
第6、7天井的壁龛内出土骑马俑、男立俑、侍女俑、胡人、骆驼以及家畜、家禽等陶俑。
墓室、墓道、过洞及天井绘有壁画。
墓室壁画保存较好，均为侍女和宦官形象。
该墓虽未出土墓志，但据其与段文振墓的位置关系以及壁画、俑群显示的下葬年代判断为段文振夫人墓，逝于唐贞观五年（631年）。
两墓墓道南端不远处还发现盘龙状碑座。
子辈墓葬位于段文振和其夫人墓以北，包括上述墓葬亦被严重盗扰，残留随葬品主要有墓志和陶俑。

段文振一生戎马倥偬，参与了北周伐北齐、平定尉迟迥之乱、隋灭陈、北逐突厥、南定越嶲、西围吐浑等重要战役，最终病逝于东征高丽途中，《北史》《隋书》均有传，惜却寥寥，本次发掘为研究段文振生平及其家族历史提供了翔实可靠的实证资料。

济南市考古研究院为配合基建，2021年7月至2022年6月对位于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的樊家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一座有明确纪年的唐代朱满墓（编号M49），出土山东地区最大数量的唐三彩。
墓葬平面呈“刀把型”砖室墓，由墓道、甬道、墓室组成，通长10.28米，甬道、墓室砖砌。
墓室近方形，内边长3米，墓室西侧有棺床，置人骨2具。
棺床东侧随葬50余件唐三彩。
墓志一合，墓志盖书写三行九字“齐州全节县朱君墓铭”，墓志铭部分字口不清，共12行。
可辨文字有“君讳满乐陵人也”“嗣子善祥为丧大唐开元三年乙卯岁十月巳酉朔十三日辛酉葬於故郡城东南之原礼也”。

三彩器种类有天王俑、胡人俑、侍从俑、俯听俑、镇墓兽、马、胡人牵骆驼、胡人骑马、牛车、动物俑、模型明器等。
出土白瓷器20余件，种类有碗、盘、杯、瓶等，以碗为多。
乐陵朱氏为北朝、隋唐之际典型的门阀士族，世代担任州郡长官。
此次发现朱满墓，属记载及以往发现未有，对研究鲁北地区北朝至唐代人口变迁亦有重要意义。
是山东地区出土唐三彩器数量最多、造型最全、制作最精美的一次发现，属于山东地区的重要考古发现。

邯郸市文物保护研究所等单位2023年4-5月在配合邱县城市综合体基建考古时，发掘清理7座唐代墓葬。
均为砖室墓，根据墓室形状可分为马蹄形、圆形和棺形三种，其中M1、M2、M3为马蹄形，M4、M5、M6为圆形，M7为无墓道的棺形砖墓。
分布相对集中，分为两组，属两处小型家族墓地。

3座马蹄形墓方向和形制规模近似，墓道位于墓室南端，短且窄，底部有三或四个台阶。
墓室平面呈马蹄形，北宽南窄，四角圆弧，墓壁用条砖或板瓦砌筑，自底部向上逐层内收，墓室内有凹字形棺床，表面铺砖，棺床前地面与甬道底平齐，无铺地砖。
M2墓室东壁有直棂窗。
3座墓皆为合葬，无葬具，人骨2-3具，头向大多朝西，多为迁葬。
随葬器物多位于棺床西南部，器物组合为红陶罐、瓷碗和铁鐎斗。

3座圆形墓规模较大，盗扰破坏严重。
墓道位于墓室南端，较长较宽，墓壁略倾斜内收，底部有台阶。
封门砖平砌成“人”字形，略向外弧，高、宽均超过墓门。
墓门为仿木门楼结构，门洞上有一方形砖雕门簪，两侧用抹角立砖砌出立柱。
墓室为圆形，砖墙用单砖顺向错缝平砌，底部为凹字形棺床。
M4墓室仿木结构较丰富，四根砖雕倚柱把墓壁均匀分为四部分，倚柱底部垫一平砖作柱础，其上用四块抹角立砖逐层错缝砌筑，柱头为一斗三升式，高1.34米。
东壁中部有砖雕椅子和捶丸杆，北壁中部有假门和破子棂窗，西壁中部有灯檠。
该墓人骨散乱发现于墓室填土内，棺床上发现一块墓志，根据墓志记载，该墓为刘氏夫人与其夫某君的合祔墓，于“□通八年十一月十三日窆于先域之后”，其后有“大中十四载”，推测该墓时代为咸通八年（867年），北侧的M5、M6为该家族先辈之墓，且M5、M6墓壁相同位置亦有仿木砖雕椅子和捶丸杆、西侧有灯檠。
此亦是家族墓的证据之一。
此三座墓盗扰严重，随葬品极少。
M5墓底未被破坏，内有5具人骨，无葬具，头朝南，出土有铜钱4枚、漆器4个、白瓷碗1个，白瓷碗底有墨书“和尚”二字。

这7座墓均属唐代中晚期，马蹄形墓时代早于圆形墓。
马蹄形墓室造型在冀南地区尚是首次发现，且砖瓦混筑的建造工艺也十分少见，极有地域特色。
圆形砖室墓是隋唐时期河北道及山东的地方特产，规模大，墓主身份高，但唐代晚期庶人亦有使用此种墓葬形制。
此次发现的三座圆形墓实属重要发现。
且仿木结构的做法，是河北地区唐代中晚期的流行做法，为宋辽金时期仿木砖结构砖室墓的盛行奠定了条件，是丧葬礼俗向世俗化转变的关键节点。
这批墓葬为我们研究冀南地区唐代墓葬分布、形制发展演变和家族文化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

烟台市博物馆于2023年4月至6月配合莱州市项目建设进行考古发掘，发掘清理唐宋及元明清墓葬88座，龙山时期和汉代水井6口、灰坑4处、窑址1座。
墓葬年代从唐代到晚清未间断，墓葬类型包括土坑竖穴墓、土洞墓、舟形砖室墓、仿木结构砖室墓、长方形砖室墓等，其中唐宋时期土洞墓34座。
土洞墓均为南北向，由墓道、封门砖及土洞墓室三部分组成。
墓道位于南侧，平面呈长方形，底部略呈斜坡状。
墓室位于北侧，墓室底部平面近梯形，南宽北窄，北侧墓壁呈弧形，墓室一般长约2.5米、宽0.5-0.8米；墓顶券拱状。
封门砖系横向平砌或45°斜向平砌封门，葬具均为单棺，木棺尺寸普遍偏小。
人骨保存较好，均为仰身直肢葬，头向南，面向上。
唐代土洞墓随葬品较丰富，一般4-5件，多则10余件，随葬品集中放置于棺外及棺内，棺外主要放置陶罐、瓷碗、瓷盏等盛器，棺内主要放置铜镜、铜簪、瓷胭脂盒、铁剪刀等妆奁用品及常用工具。

2022年10月至2023年9月，山西省考古研究院、晋城市文物保护中心配合高平市第十中学新建项目占地范围进行考古发掘。
发掘共清理古代墓葬344座，涉及北朝晚期至隋、唐、宋金元、明清等不同时代，出土金属器、陶器、瓷器、琉璃器等器物1249件（套）。
发现唐代墓葬18座，集中分布于墓地南部和西部，出土一批唐代青瓷、三彩器、陶器、墓志等器物。
其中，M1020规模宏大，由墓道、天井、过洞、甬道、墓室、侧室等组成，面积最大，砖砌墓室面积达13.5平方米。
M2038是一座单砖室墓，出土圆首形墓志碑，该墓埋葬年代为唐龙朔二年（公元662年），墓主人为泽州高平县人马琳，葬于米山村西南二里，该墓葬的发掘对研究高平市米山镇历史地理信息和民俗文化提供了重要资料。

巴达木东墓群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高昌区火焰山镇巴达木村东南2千米，为一处晋唐时期的墓群。
2022年5月至11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吐鲁番学研究院对吐鲁番市巴达木东墓群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掘11座唐墓，取得重要收获。
11座墓葬分为南北两区，南区10座墓，形制均为坐西朝东的甲字形墓，斜坡墓道带台阶，土坯封门，墓门为土洞平顶，墓室平面近长方形，墓室有木棺，直肢面向西，随葬陶罐等。

M11位于北区，系卒于唐代宗大历十一年（776）的北庭副都护程奂墓，发现墓园围沟遗存。
为长斜坡墓道单天井洞室墓，坐北朝南，由地面建筑、墓道、过洞、天井、封门、前室(耳室)和主墓室等组成。
整体平面近刀形，是此次发掘的一座规模较大的高等级墓葬。
出土墓志1合，陶器15件、泥塑俑46件、木器3件、铜器10件、玉器1件。
是迄今发现的第三位北庭副都护，填补历史文献记载的空白。

2023年巴达木东墓群纳入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边疆治理体系”重点研究课题中。
2023年考古调查勘探新发现唐代墓葬15座，其中7座大型墓葬，8座小型墓葬，还有多处围沟。
采集到一件“张校部买地券”，这是新疆首次发现木质买地券。
木质买地券用汉文楷书书写，根据木板大小和残存文字，初步推断原书写文字约在450字，可识读近300字，约150字漫漶不清。
这份木质买地券上有明确纪年“天宝八载”（公元749年），有“张校部”的称谓，也有交河郡、高昌县、宁昌乡等地名，还有镇墓的术语。
对巴达木东墓地最新发掘成果，深化了考古人员对魏晋至唐时期吐鲁番一带高等级墓葬茔院建筑及丧葬礼仪制度的认识，为研究唐代中央政权对西域治理和西域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提供了实例。

热水墓群位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乡境内的察汗乌苏河南北两岸。
羊圈墓（编号DRXNIM37），是热水墓群北一区三座大墓中最东的一座，西距2018血渭一号墓（新编号为DRXNIM25）400米左右。
本年度发掘是热水墓群自2018年发掘以来，由抢救性发掘转变为以学术课题为目标的主动性发掘的开始，主要发现地上部分的陵园茔墙、东南角附属建筑，地下部分的墓圹、墓道、照墙等重要遗迹现象。

陵园平面近方形，由茔墙围合，约边长50米，东南角有附属建筑。
茔墙系平地起建，保存较好。
墙体均高出当时地面，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下部用青石块砌筑，上部外侧为成排土坯垒砌。
土坯近底处夹有成排分布的穿木孔，部分孔内有保存较好的穿木。
茔墙宽1.3-1.7米。
茔墙内外两侧均发现有倒塌土坯。
附属建筑位于陵园东南角，共发现房址三处，三座房址共用东茔墙南段。
房址墙体砌筑方式与茔墙相同，下部均以青石块起砌，上部为整齐的土坯，二者之间以穿木加固。
三座房址之间有单门道连通，门道位置发现有成堆的倒塌土坯，F3东墙外接“L”形照壁。
F1位于陵园内侧，东茔墙以西，西墙中部向西凸出一砖砌方形祭台，祭台北、西、南侧围绕一周单排土坯，祭台南北长3.64、东西长2.8米。
F1门道与砖台相对，门道位于F1东墙中部。
F2、F3均位于陵园东茔墙东侧，南北相邻。

热水蓝郡M37地上建筑 F3东门道木门槛（自西向东拍摄）

墓道位于墓圹东部，平面形状呈梯形，墓道中部偏东位置叠压于东茔墙之下。
东西长20.8米，墓道底部发现有台阶，台阶上有保存较好的踩踏面。
墓圹位于陵园茔墙内偏西位置，呈南北纵长的长方形，边缘略不规整。
墓圹东西长26.04，南北宽38.14米。
系自生土面向下开挖，直壁，墓圹内填土为包含有土坯块、小石子的沙土。
照墙接于墓道两侧的墓圹之上。
照墙顶面较平整，宽0.19-0.38米，立面自上而下逐渐向东倾斜。
照墙由土坯块砌成。
在墓圹填土的踩踏面之上有夹杂小石块的沙土，直接叠压于茔墙始建面之上，倒塌土坯之下，分布状态呈现出周边薄、中间厚的状态。
结合以上特征，推测这类沙土可能为流散、扰动的封土。

手工业考古

手工业考古近年已发展成为我国考古学的重要研究方向，2023年隋唐手工业考古新发现以瓷器考古为主，有安徽繁昌八亩塘窑址、湖南衡阳白沙窑址等。

安徽繁昌八亩塘窑址位于安徽省芜湖市繁昌区孙村镇大冲村小冲村民组。
2023年4-5月，为配合孙村吴江纺织产业工业园项目建设，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繁昌区文物保护中心对涉及的窑址周边开展了考古发掘，发现汉代——唐代古窑炉3处、宋代砖室墓1座，出土青瓷、印纹硬陶等。
3座汉唐古窑炉中，除汉代马蹄窑1座外，另有唐代长条形窑炉2座，保存较完整，形制特殊，为安徽汉唐窑址考古中首次发现，对于安徽汉唐陶瓷窑业技术交流、陶瓷窑址考古、皖南地区印文陶和青瓷手工业生产技术、产地等均有重要研究价值。

白沙窑遗址位于湖南省衡阳雁峰区白沙村四组，2023年考古发掘窑炉5座，作坊1处，并出土大量瓷器和窑具，另有少量陶器和钱币。
5座窑炉皆长斜坡状龙窑，窑头朝向湘江。
其中，Y12、Y13、Y15、Y16集中分布在一个区域，并形成两组叠压关系：Y12叠压于Y13之上，Y15叠压于Y16之上，Y14位于上述区域以北约25米。
结合窑炉构造方式可知，Y16的年代最早，Y13次之，Y12再次之，Y15复次之，Y14最晚。
白沙窑的主体年代为五代至北宋早期，上限或可早至晚唐。
本次发掘首次揭示了白沙窑所属窑系——衡州窑窑炉结构的内部差异，并在究明其相对早晚的基础上，构建了完整的演变序列，相关认识有助于深化衡州窑的整体研究。

运河和水利考古

隋唐大运河的开通，加强了中国南北的沟通。
大运河用水道把南北连接起来把长江、淮河、黄河、海河、钱塘江等自然水系变成一个大水网，促进沿河城市的繁荣。
大运河的畅通，为大运河沿线的城镇发展提供便利促进沿河城镇的兴旺发达。
大运河为我们提供了人群互动，文化思想交流的平台，是理解不同文化交流、借鉴、融合的经验和教训，2023年大运河永济渠河北段考古收获丰硕。

2023年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针对大运河及永济渠故道流经衡水市段的相关运河型遗存开展考古工作，此次考古工作以“大考古”的工作思路，聚落考古方法进行，以线性的永济渠故道为经，以沿河相关遗址点为纬，创新了大运河文物考古资源的相关工作方式。
调查面积350平方公里，勘探8.5万平方米，测绘20平方公里。
着重探寻隋代永济渠开通后沿岸相关遗址，共发现文化遗存85处。
勘察工作初步明确了隋唐永济渠流经衡水市的位置及走向，发现了故城县永济渠故道北岸的唐宋武城遗址、阜城县大运河之西的唐代景州州城遗址，并发现了唐代安陵城遗址、元代御河安陵仓的线索。
唐宋遗址均发现了大量的陶瓷器残片，以武城遗址的古陶瓷遗物最为丰富。
通过考察衡水段大运河沿线遗址体现的生业状况、社会形态和居葬关系，为今后衡水段大运河及永济渠故道的考古工作提供了基础资料。
结合大运河相关文献进行的综合研究，愈加突显了大运河作为文化血脉在传承中华文明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昆明池是汉武帝为训练水军而开凿的人工池沼，建成后，与漕渠相连，“其渠（漕渠）自昆明池，南傍山原，东至于河”，组成了庞大的水网，共同构成了我国古代首都附近最悠久且最大规模的水利工程。
一直沿用到隋唐，直到唐末才逐渐废弃，前后持续达千年之久，成为了汉唐都城长安的重要水源和最重要的园林景观。

昆明池曾在1960、2005年进行过两次考古工作，两次考古在确认昆明池位置、周边遗存分布的同时，在昆明池池岸位置、池形、池内高地、进出水口位置上的认识上存在明显差异，特别是在进、出水口的位置上均与文献记载不同，且均未发现漕渠，因此学界对两次考古的认识一直持不同意见。

汉唐漕渠与昆明池

2012年以来，为配合陕西省斗门水库项目建设，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联合对汉唐昆明池遗址展开大规模考古勘探，2019年以来对六个关键节点展开重点发掘，获得以漕渠、昆明池等水利工程为中心的一系列重要认知。
经勘探、发掘确定，早期昆明池的面积约14.2平方公里，唐代中后期扩修达约15.4平方公里。
昆明池的一周池岸海拔均在401米左右。
池内未发现岛屿，池最深不超过3.3米。
勘探、发掘确定，昆明池的进水口仅有一个，位于石匣口村西侧，其位置与文献记载完全吻合。
2021-2023年开展的汉唐漕渠与昆明池进水区（编为三号地点）发掘，揭示出由沟渠、水坝、鱼嘴等组成的进水区，大大丰富了既有认知。
2012-2023年，十余年来的汉唐漕渠、昆明池考古勘探与发掘，从考古学上确定了攸关汉唐都城粮食安全与社会稳定的漕渠渠首及部分渠线，确定了汉唐昆明池的池岸线、进、出水口，发现了与文献记载一致的漕渠与昆明池间的沟渠联系，表明之前多数学者的研究无误。
汉唐漕渠与昆明池考古，作为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汉唐时期水利工程考古，清晰而明确地揭示出汉唐时期国家水利工程的宏伟面貌，从而成功入选2023年度陕西六大考古新发现。

碑刻、墓志考古

碑刻、墓志研究向来受到中古史研究者的青睐。
石刻碑志可以为某些问题的解决提供确实证据，考古学方面多以新材料的刊布与考证，这其实是碑志研究的第一层次。
墓志石刻的论著出版是本年度的特色，陕西古籍整理办公室《陕西碑刻文献集成》、党明放《唐陵石刻遗存图集》、上海书画出版社《隋代墓志精粹（第一、二辑）》、王俊等《山西出土唐代昭武九姓胡人墓志举例》、深圳望野博物馆《唐代日本国朝臣备书李训墓志》、毛阳光《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三集（全二册）》等。

浙江安吉县博物馆工作人员在杭垓镇吴村仙人洞发现多处有明确历史纪年的摩崖石刻。
经现场初步辨认，摩崖石刻涉及的纪年号有“天宝”（742-756）、“会昌三年”（843）、“咸通二年”（861）、“乾符五年”（878）、“大观”（1107-1110）等5个，这些年号皆为唐宋时期。
这是首次在吴村仙人洞发现摩崖石刻。

学术交流与专著出版

2023年10月，第四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在西安召开，大会主题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三国隋唐、城市考古、丝绸之路考古、大运河考古等专业委员会的研讨内容都涉及隋唐时期考古，代表们围绕城址、墓葬、遗物等，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和深入讨论，全面展示中国考古学近年来的最新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是年度隋唐考古最重要的学术会议。

高句丽渤海研究近年来有大的突破，2023年专著出版也相对集中：宋玉彬《渤海瓦当研究》、彭善国《渤海国文物研究》、郑春颖《高句丽渤海壁画墓研究文集》。
另外还有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唐昭容上官氏墓考古发掘报告》；徐弛《声闻荒外：巴彦诺尔唐墓与铁勒考研研究》、李梅田《中古丧葬模式与礼仪空间》、赵丰《寻找缭绫：白居易〈缭绫〉诗与唐代丝绸》、罗丰《胡汉之间（修订本）——“丝绸之路”与西北历史考古》、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青海海西棺板画研究文集》；西安博物院《花月醉雕鞍——大唐金乡县主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文物集成》等一部部考古报告、图录和研究专著的不断出版，稳健地推动着隋唐考古研究向纵深发展。

简要对2023年隋唐考古工作的新发现所作盘点，重要发现挂一漏万在所难免。
对多数考古工作所取得的新发现，以及其价值与认识，既限于材料的有限发布，也限于自己学养、眼界的不怠，未敢置喙，总体仍然限于述而不论。

过去一年隋唐时期的田野考古工作，多数大遗址都是多年连续工作的阶段成果，成绩的取得都是经过认真谋划、科学论证、精准布局、学术领衔、精耕细作、厚积薄发的结果。
随着资料的全面公布，学术研究也必将深化，有助于我们更好认识隋唐时期帝国政治架构、民族交融、社会生活等的历史，增强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