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发现 | 郭塾师和德阳孝感书院(塾師書院民國)

德阳孝感书院为民间和地方组织共同开办，先是挂匾“光霁堂”，后又扩建，悬“跃鲤” 匾。
“跃鲤”出自德阳孝泉镇“一门三孝，涌泉跃鲤”感天动地的民间传说。
不久，干脆就更名为孝感书院了。

德阳老地标：钟鼓楼

整个孝感书院建筑以讲堂为中心，庭院天井组合。
从构架上看，不见斗拱；其装饰也拒绝彩绘，这些都非常含蓄的表现出古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清高风骨，也体现出了书院以讲学、藏书、供祀的鲜明格局。

德阳孝感书院是县级书院。
如果说以省级书院为鳌头，以府、州级书院为骨干，以乡镇级书院为辅助的话，县级书院就是整个清代教育体系的主体了。

郭先生在孝感书院教授蒙童，人称郭塾师。
书院是科考的产物，郭塾师所处的年代，正是书院从兴盛走向没落的时期。
当时的郭塾师已是童生，他曾在清光绪年的末期参加过县试和府试。
在等待了三年后，这一年的八月上旬，省里的学政官到德阳考棚主持院试。
院试，可是童试的最高级别，这样的机会，郭塾师是断然不会放过的。

这天一早，郭塾师来到德阳考棚抽考试签，他抽到了初九试，这就意味着郭塾师必须在初八的晚上经过检查、搜身后进入德阳考棚考试，然后在第三日交卷。

第一场考试是八股文，是从四书五经里面选材而出的题目。
第二场考试是官场应用文，主要是为上下往来的公文写判文。
第三场是考策问，涉及一些具体的国计民生问题，要求考生回答对策和办法。

连续三天的考试，伴随着沉闷的雷声下了三天雨。
郭塾师刚从号舍里出来，就迎面来了一阵风，把身上的长衫鼓得啪啪作响，心想咦咦咦，怎么长衫变得异常宽大了呢？低了头往一摊雨水里照，才发现自己形容枯槁、两腮深陷了，于是摇摇晃晃走回家后就倒在了床上。

第三天，依然躺在床上的郭塾师，听见了三通炮响和吹打的鼓乐，他知道，这是考棚打开正门、在照壁上发榜了。
于是，着家人去看榜示。
一会儿，家人快步跑回来，嘴里连连在说：中了，中了！
郭塾师上半身从床上立起来，问：咋个中了？家人说：你的名字在榜上。
问：排在第几？答：排在第二。
郭塾师说：哦，不在案首。
说完就咚地又倒在了床上。

德阳老地标：全国第三大文庙

如果是排在案首，那就叫“廪生”了，可以定期去领取公家发的廪米和津贴了。

郭塾师的名字排在第二，应该叫“增生”，虽然没有资格去领取公家的廪米和津贴，却也排名靠前而考取了秀才。
考取了秀才，就表明拥有了到州府去考举人的资格，如果考中，三年后，又可以进京去参加会考，向进士冲刺了。

整个的从清末到民国初期的德阳，以男性为主要从业者的工业非常稀少。
女工多纺却少织，纺车之声随处可闻入夜不歇，不过是挣点绵薄的加工费而已。
商贸活动上，德阳这块地面，陆路不足以供车牛运输，水路不足以供舟楫往来。
特别是在科举制度兴起后，造成了一味重文轻武的局面，所以，县人普遍缺乏尚武精神，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
大家都在往求学入仕的窄路上挤，退一万步，即便入不了仕，用现在的话来说，高小或者初中毕业后也可谋个教书的职业。
当然，僧一多，粥就少了。
尽管各方都很肯定塾师的重要作用，但他们的薪俸、福利实在有点尴尬。
清代塾师的经济来源主要有束脩、膳食和节敬三项。
束脩，就是工资，虽然康熙时期，塾师的束修是二两白银，但到了光绪年，则只有每月六千文铜钱了。
好在，还有膳食，即塾师们可以在学生家中吃“转转饭”；还有节敬，有条件的学塾会在几个重要节日向塾师送点银两。
从基本收入上来说，塾师的生活无疑有些清苦，但郭塾师的待遇就不一样了，因为，他是取得了入仕的资格的，即便只是当了个塾师，薪水也不是太寒酸。

德阳主管教育的机构过去叫学署，清末改称劝学所，民国时改为教育局。
到了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川政统一后，对县政府机构裁局为科，这样，管教育的机构就叫县政府第三科。
第三科驻地在县城文庙右侧，每年的六月和腊月，负责组织各校校长在这里聘用教师。
从四面八方云集而来的应聘教师，除了东打西探地寻求应聘门路，还要为借贷请客、典当送礼忙得一塌糊涂，俗称为“六腊战争”。

每期的聘请现场，郭塾师总会换一身崭新的长衫，他总是站得远远的，不时就要噗地吹燃纸捻抽一口水烟，烟是进去得多出来得少。
凭借自己秀才的身份和优良的教学，郭塾师从容得不像其他教师那样挤得头脸冒汗，而且，校长总会钻出人群来找他签订续聘文书。

一旦续聘，就意味着生活又有着落了。

虽然民国前期，民间有着“穷不习武，富不教书”的俗语，但在官方眼里，教书还是有较高声誉。
民国二十七年，郭塾师的月薪是30元，紧一紧手，他可以供家里四口人吃喝。
但是到了民国后期，物价开始暴涨，郭塾师的收入就显得入不敷出了。
这且不说，到了民国三十年年（1941年），根据政府的通令，德阳主管教育的第三科在全县下达了教师薪俸“黄谷支付令”，规定小学教师每月的薪水为黄谷70公斤，统一由县财政科发给谷条，拿到谷条的教师再各自到指定的地点出谷。

我们大致可以折算一下，黄谷70公斤即140斤，按照当时的人工打米，每百斤谷子可以打出80斤米，这样，总共可以出米112斤。
就是说，郭塾师全家四口人，每人可以摊到28斤米，大大小小拉扯一下，再添点杂粮煮稀些，也还是能够对付了。

麻烦的是，财政科每月下旬才将谷条发放到教师手里，却规定当月有效过期作废。
财政科只管自己办事便当，每月支付了多少黄谷，月底前是要扎账的，否则，扎不了账，这报表就不能如期的交到县长手上。

德阳老地标：南塔

现在，叉开八字脚拉车的郭塾师行走在东山乡返回县城的土路上。
还是中午时，郭塾师就在东山乡的乡公所用谷条顺利的出到了谷，而且他还自作主张地用10斤黄谷兑换了30斤的土豆和红苕。
车上增加的重量使郭塾师渐渐地感到了拉车的吃力，别在腰带上的长衫前摆总是往下掉，后背衣衫也汗湿了一大片。
好在，从东山乡返回县城基本上是下坡路，坡度缓缓的使架车走得还算轻快。
但是，在转过一个坡弯时，大山门的那个陡坡就出现了。
如果是有经验的拉车人，这个时候就要走“之”字。
但郭塾师弄不懂这些，他向后仰着身子、拼命地叉开八字脚也没能抵抗住架车下坡的惯性，连车带人就稀里哗啦滑在了路旁的干沟里，竹篮里的土豆红苕滚了一地，松动的麻袋扎口处，黄谷划出一道金灿灿的弧线然后撒得到处都是。

侧翻在沟里的车帮狠狠地压住了郭塾师的一条腿，而且怎么也抽不出来，他干脆就仰面躺倒了。
正是秋分的时节，天明水清，山秀树静。
而这一切对于郭塾师来说，都没有了诗意，他只是恍然记起了临行时夫人的叮嘱，顺手摸到了撒落在地上的一粒谷子，用门牙嗑开，看到了一粒白白的米。
夫人说，嗑开谷壳，如果里面的米黄黄的，就是新谷子；如果里面的米白白的，则是陈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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