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云庆 孙嘉睿：盛世出国宝——近三十年来我国古代档案文献的重大发现综述(簡牘出土檔案)

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期，我国历史档案文献资料的出土与研究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展，以殷墟甲骨文、敦煌遗书、汉代简牍和明清大内档案为主要代表的历史档案文献的面世被誉为近代档案史料的“四大发现”。
进入新的世纪之交，1985-2015这30年间，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与直接领导之下，我国考古事业蓬勃发展。
广大的考古工作者做了大量的考古发掘工作，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有关古代档案文献方面的考古成果。
按发掘出土的时间先后顺序有骨签档案、敦煌悬泉置汉简、湖南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里耶秦简、陕西眉县杨家村青铜窖藏、清华简、南宋徐谓礼文书和湖南益阳兔子山简牍等众多档案文献材料陆续出土面世。
相较而言，近30年来发现的古代档案文献在载体种类上更为丰富，包括了骨签、简牍、青铜器、纸质文书等多种载体材料;此外，具有出土数量巨大、时间跨度更长、记载内容更广等新特点。
作为文字记录的有效载体，档案可以客观、全面地反映过去的历史史实，不仅能为历史研究提供依据，更是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

1 独特的西汉中央级档案材料——骨签档案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针对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开展了全面的勘察和重点考古挖掘。
1989年，考古工作队于西安市北郊原汉代长安未央宫内的前殿西北880米处的一个窖穴内，发现了三万多片的骨签档案。
档案的内容主要包括当时全国各地主要手工业官员向西汉中央政府进贡的器物名称、规格和时间等，通过其记载可以了解西汉各地手工业的生产技艺与生产规模；此外，还有各行各业的地域分布情况。
未央宫作为西汉时期的皇宫，是皇帝治国理政、处理文件材料的场所，因此，在此发现的骨签档案属于西汉中央级的文字档案材料，比其他地区出土的汉代简牍、帛书等级别更高，权威性也更强。

出土的这批骨签档案由动物骨头削制加工而成，长为5.8-7.2厘米，宽为2.1-3.2厘米，厚为0.5厘米。
[1]与当时的简牍、帛书相比，骨签的制作选用高级骨料，且背面平直，削至光洁，制作十分优良，因此骨签文书的规格更高。
每片骨签上刻有一至四行字，平均每片上有十余字，总计字数达到十万字左右。
[2]上面记载的内容大体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记录了物品的名称、代号、数量和规格等，这种骨签上大都载有一行字，个别也载有两行字;第二种为工官签或中央官署签，罗列有年代、工官或官署名称、各级官吏与工匠的名字。
这种骨签上一般有二至四行字，字数少则十余字，多则三四十字不等。
[3]

未央宫出土的这批骨签文书档案有以下5个特点。
第一，就简牍出土的地域来说，过去发现的简牍文书多分布在西部边疆，而这批骨签则是在黄河中游地区发现的，弥补了这一地区档案史料的空白。
第二，出土骨签数量空前，达到了三万多片，且文字刻在质量优良的兽骨之上，不易变质损坏。
量大质优的骨签档案，为西汉时期的历史研究提供了充足可靠的档案文献材料。
第三，骨签上记录的内容延续时间长，几乎涵盖了整个西汉一代，这是极为罕见的。
第四，由于时间跨度大，这批骨签档案可以全面地反映出西汉文字的发展与变化，对于古文字的形制与演变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五，骨签档案记录了西汉一代各地基层官员的设置情况，具体地反映了西汉时期基层官制的变化情况，而这些正是《汉书》等史书中没有提到或记述十分简单的，这样就弥补了过去史料的空白与不足。

如此大数量的汉代骨签出土在我国尚属首次，这是继居延汉简和马王堆帛书之后20世纪汉代档案资料的又一次重大发现。
对这批骨签档案进行研究，可以让我们对西汉200多年间全国和各地手工业经济发展的状况有一个更加全面的了解，加强对中央政府与皇室在经济机构设置、管理体制、财务收入等方面的认识。
综上所述，汉代骨签档案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西汉王朝最具权威性的中央级档案文字材料，比过去出土的简牍、帛书等档案文献具有更高的学术价值。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骨签档案出土位置的特殊性，联系到西汉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档案工作的情况，可以推测大量骨签档案的收藏处就是汉代收藏保管档案的中央级专门档案馆库。

2 包罗万象的简牍档案——敦煌悬泉置汉简

悬泉置遗址位于敦煌和安西两市县交界处，东距安西约60公里，西离敦煌约65公里，南临三危山支脉火焰山，北与疏勒河流域汉长城烽燧遥望。
该遗址位于山前冲积扇缓坡之上，海拔在1700米左右。
古书记载：“汉贰师将军李广利西伐大宛，回至此山，兵士渴乏，广乃以掌拓山，仰天悲誓，以佩剑刺山，飞泉涌出，以济三军，人多皆足，人少不盈，侧出悬崖，故曰悬泉，”悬泉置遗址由此得名。
[4]

1987年，悬泉置遗址由酒泉地区文物普查队发现。
1990年到1992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悬泉置遗址进行了连续3年的发掘，出土了以简牍文书为主的，包括家畜骨骼、丝麻制品等在内的珍贵文物。
该发掘被评为1991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和“八五”期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具有重大的历史研究价值。

悬泉置遗址挖掘出土的文物内涵丰富，根据其用途分类包括：工具、猎具、文具、服饰以及日常用品等，而其中占比例最大、最具有价值的则是出土的两万余枚汉简了。
就简牍的材料而言，以木质为主，初步鉴定包括油松、红松、白杨等材质。
不同材质的使用与文书的性质、级别、内容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油松和红松有着质细平坦、不易变形的特点，因此多用于规格较高的官府文书、诏令和律令的书写。
而白杨质粗且易变形，多用于一般文书的抄写。
简牍的形制包括简、两行、犊、瓤、封检、削衣6种，其中简最多，削衣最少。
简长度为23-23.5厘米，宽度为0.6-1.2厘米。
简上的书写内容多为皇帝颁布的律令、诏书等重要文件，主要流行于宣帝至成帝时期。
两行，长23-23.5厘米，宽0.6-1.2厘米，厚0.5厘米，多用怪柳削制。
犊，也称檄，材质以松木居多，长度为23.5厘米，宽度为3-5厘米，多用于书信与账簿的书写。
瓤，材质以白杨木和怪柳居多，多用于紧急事件文书的书写。
封检，即原使用过的邮件封匣。
发掘出土的封检主要是使用过的拆封件，有的存留文字，上书地名、人名等;有的没有文字。
削衣，就是从档案原件上修改或第二次使用时削下的残片，虽然上面大都有文字，但已经难以辨识。
[5]

悬泉置的性质和任务决定了文书内容方面的广泛与复杂，远远超过了居延汉简等简牍材料，这让我们对汉武帝以来开发河西、控制西域的历史有了更为详尽的认识。
悬泉置汉简的内容包括：（1）邮置、邮置道里、邮书。
这一部分文书在出土的汉简中占了极大的比例，对我们了解当时的邮驿制度和社会关系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2）过所与乘传。
这是出行者的身份证明，因汉代规定无证件者不可入住驿置，所以悬泉置保存了大量的此类文书材料。
（3）诏书与各种官府文书。
这包括了皇帝诏书，朝廷通告，督邮、郡、县、乡、置、亭等各级机关的文件。
（4）律、令、品以及司法文书。
律、令、品和司法爱书和逮书这类简文是过去敦煌、居延汉简中常见的内容，悬泉置简牍也不例外。
（5）各种簿籍。
基本是对人、钱、粮和物的记录：包括政治、人事管理方面的《吏名籍》《户籍》等;财经方面的《田簿》《入谷簿》等;军事装备类的《兵簿》《器物簿》等;以及资产类《传车簿》《官牛名籍》等。
[6]

悬泉置出土的汉简是珍贵的古代历史档案遗存，其内容丰富包罗万象，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通过对悬泉置汉简档案的研究，为我们了解汉代邮驿制度以及西北边郡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社会历史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而其在对档案载体的使用与对档案保管等方面的经验对于我们做好现代档案工作同样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借鉴价值。

3 数量空前的简牍档案发现——湖南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

1996年7月至12月，文物考古工作者于长沙市走马楼西街编号为J22号的古井窑中，发现了举世瞩目的三国孙吴纪年的简牍，出土后经清洗整理，确定其总数约为14万枚左右，数量之大，前所未有。
这一批三国吴简详细并准确记载了东吴嘉禾元年到嘉禾六年长沙郡以及吴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法律、山川地理等诸多方面的情况，且记录完整准确、可靠性强。
这对于研究当时的经济关系、政治制度、军事组织、阶级情况和典章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湖南长沙走马楼发现的三国吴简主要有木牍、竹简等形制。
从其记载的内容和其用途上来说，大致可以分为券书类、司法文书类、人名民簿类、名刺官刺类和帐簿类。
（1）券书类又分为两类：一是官属各机构之前的钱、米、器物的调拨券书;另一类是佃田租税券书，记载了长沙郡在孙吴时期佃户租佃土地需要向官府交纳钱粮和赋税的数额。
（2）司法文书类。
这一类简牍记载了东吴时期有关经济、文化案件的审理过程，包括申述、复核等步骤的具体内容和有关程序。
（3）长沙郡所属户籍民簿类。
户籍制度是秦汉时代以来国家对社会进行控制的重要手段之一，同时也是古代史研究的重要命题。
在走马楼吴简中户籍文书占有很大的比重。
[7]此类简牍主要记载的是户主的姓名、年龄、身体状况以及相关的情况。
其质地较差，除了少量的木牍之外，绝大多数为竹简，大多未经杀青且距今时间较久，经氧化变质后相互粘连，许多字迹已经模糊不清。
（4）名刺、官刺类。
经专家考证，此类简牍是当时社会交往中所用的一种文书，来访者求见被访者时，要礼节性地递上自己的名刺，作用类似于现在的名片。
但与名片又略有不同，名刺除了有介绍本人姓名、职务身份等作用之外，同时具有问候对方的作用。
出土的名刺、官刺类简牍大多涉及行政公务、问安等方面的内容。
（5）账簿类。
这类简牍的形制包括木牍和竹简，内容方面则记载了钱币、器物、布匹、粮食、租税等各项的出入情况，是当时经济状况的反映，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8]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不仅数量惊人，还具有重要的经济、历史、文化和社会价值。
首先，它弥补了三国时期史料的不足，有利于增补和考究相关史书，为研究三国时东吴的经济情况、政治制度、社会阶层等问题提供了充足的档案材料。
两晋陈寿著述《三国志》，因史料匮乏，后人评价其“失在于略”。
之后虽有增补、作注，但可信度仍为人所诟病。
而此次长沙走马楼吴简的发现，为增补、考订《三国志》提供了大量可信度高的档案材料，使我们能够更加全面、客观地评价这一历史时期的人物和事件。
其次，为研究孙吴时期的政治体制和长沙及其周边地区的历史地理提供了新的材料。
据简牍记载，当时长沙郡上有州，下有县、乡、里等行政机构，全面反映出孙吴时代的行政体制。
且三国时战乱纷争频仍，各国的疆土、边界处于变动之中，因此使得历史地理的研究问题颇为复杂，而此次大量简牍档案的出土为我们进一步探究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
最后，走马楼吴简对于研究中国的书法艺术与文字演变具有重大的意义。
此次出土的简牍数量巨大，上面刻有的文字不可胜计，且字体丰富多样，包括隶书、楷书、行书、草书等。
正因简牍的书写均出自下层官吏之手，因此更加代表了这一时期通行的书写风格。
而且，这批古代档案材料的出土可以清晰地看出文字之间的转换关系，为汉字由隶书向楷书的过渡和最终完成找到了最直接的证据。

4 秦朝史料的有力补充——里耶秦简

2002年4月中旬，为配合湖南省重点工程碗米坡水电站的建设，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湘西龙山县里耶镇沿河大堤涉及的里耶战国-秦汉古城进行了抢救性的考古发掘。
里耶古城位于湖南与重庆交界处，东临酉水，城址呈长方形，现存面积近两万平方米。
2002年6月里耶古城一号井出土三万七千余枚秦代简牍，属秦始皇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至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秦朝洞庭郡迁陵县地方官署遗留的行政文书。
[9]里耶秦简的数量远远超过了此前各地出土的秦简数量总和，其内容十分丰富，涉及了当时的经济、政治、军事、教育、文化、法律、户籍、地理等诸多领域，研究成果将大大填补史料的缺失，它将从根本上改变秦史研究的面貌。

里耶秦简为竹木质地，墨迹清晰，字体属于古隶，共约有20余万字。
一般一简一事，构成完整公文，两道编绳或无编绳，编绳为书写后再编联。
部分简牍记载的是秦王嬴政统一中国称始皇帝后的秦代，其纪年由二十六年到三十七年，一年不少，记事详细到月、日。
其记载内容可大致分为4类：首先是历法资料。
简文上记载的年月朔日的资料与研究人员的推算最为符合，而更多的是里耶秦简纪年和月朔日记载将为我们对秦时历法进行推算和验证提供帮助。
其次是行政设置。
出土简文中“洞庭郡”、“苍梧郡”的出现，说明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对郡的设置要比历史记载的还要广泛得多。
迁陵、酉阳、沅陵、阳陵、益阳、临沅等县，在秦朝时已有，说明中央王朝对现今湖南和武陵地区的有效行政管理从秦朝就已经存在，而不是《汉书·地理志》中所记载的西汉初年。
再次是对地方行政官吏的设置。
简文中所记载的郡有守、司马、尉、假尉等职务，县有守、守承、司空、尉、狱史等职务，乡里有乡守、乡主、司空、里典、里佐等职务。
可知秦朝时对县、乡吏员的设置比传世文献记载的要更加体系化、完备化。
最后，简文中的“里程书”。
它是各级政府详细测量和记录的各地的距离里程，可从中了解秦控制湖南地区的传输路线。
洞庭郡、苍梧郡和迁陵、酉阳、阳陵等县的设置，说明秦中央政权的有效管理已经遍及各地。
简洁而完备的公文记录，细致的记时方式，官员任免之严格，均表明秦代行政效率很高且已经建立起较为完备的管理体系。
[10]

里耶秦简的发现作为新世纪以来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其重要性不亚于甲骨文对于商代历史研究的意义，它能够改写和填补《史记》中有关秦朝历史的大片空白，丰富和改变对秦朝历史文化、政治和社会制度等各方面的认识。
此外，有助于填补该地区历史记载缺失的空白，了解和认识该地区的重大历史事件，更有助于该地区考古学文化和民族文化发展序列与谱系的建立，使该地区在中国历史和民族发展史中的重要性得以提升。
更为重要的是，所藏内容全面丰富、采用编绳编联和集体保存都体现出当时的档案意识，在档案的收集、整理和保管等多个方面均有了较为成熟的档案工作实践。

5 吉金铸华章——陕西眉县杨家村青铜窖藏

杨家村位于眉县县城西北约4公里的马家镇东北，渭河北岸二级台塬上，东为李家村，西为马家村，北靠“北塬”，南临陇海铁路。
地势北高南低，原为缓坡状，现为梯状平地。
[11]2003年1月19日，眉县杨家村的5位村民在挖土时偶然发现了西周青铜器窖藏，并及时上报政府相关部门。
各级考古文物工作者迅速赶往现场进行抢救性发掘，出土了27件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的青铜器，其中包括铜鼎12件，铜禹9件，铜壶2件，盘、盂、盏、匝各一件，意义十分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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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出土的青铜器器型精美，形体硕大。
据专家初步分析，这批青铜窖藏为西周晚期的文物，距今约2800多年。
由于窖藏发现时窖洞并没有塌陷，内藏的青铜器只是与当时封窖时的空气接触，因此这27件青铜器得到了较为完好的保护，轻拭浮锈即见文字。
最令人欣喜的是这批青铜器全部刻有铭文，最多的一件高达370余字，是我国新中国成立以来出土的青铜器中铭文最多的一件;最少的也有11字;铭文数目在300字左右的有13件，极具史料价值。
这些青铜器与铭文的出现，是随着西周经济、政治发展的必然产物，与西周时期奴隶制经济的高度发展紧密相连。
西周是我国奴隶社会鼎盛时期，也是青铜器冶炼最发达的时期，这自然为铭文的发展创造了物质条件。
铭文内容广泛而详细，包括册命、赏赐、征伐等重大事件。
铭文中系统地记述了单氏家族史，并完整记载了周王朝从文王到厉王再到宣王的名称位次与有关事迹，且在铭文中将年、月、干支与月相4要素多次集中使用，这对于西周时期的历史、考古与文物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陕西眉县杨家村出土的西周青铜窖藏是一次重大的考古发现，此次发现青铜器数量之多，形体之大，铭文之长，形象之精美，内容之重要，保存之完好，都是举世罕见的，且其所具有的档案材料的原始记录性，为西周历史的研究提供了真实而可信的实物资料。
首先，青铜器上所刻铭文记载了单氏家族8代世系与西周12代世系的对应关系以及相关历史，铭文内容涉及单氏家族8代世系在接受封册、受命征伐、任职管理山林等方面的重大历史事实，为我们研究西周王室世系和以单氏家族为代表的中国宗族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13]其次，眉县青铜器所刻铭文在文字与书法演进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
铭文与毛公鼎所刻铭文字体类似，但因毛公鼎鼎腹为圆的，拓本展开后变形，很难再现其文字的原貌。
而此次发现的底部平整的青铜器，拓本可以完全展示它的文字面貌，生动体现出西周末年书法艺术的特点。

6 古籍文献的重大发现——清华简

2008年7月，紫光集团董事长赵伟国向母校清华大学捐赠了2388枚战国竹简，后经补充收集总数达2496枚，大部分是完简，字迹清晰，形式多样，内容十分丰富，统称“清华简”。
经过碳14鉴定，这批清华简是战国中晚期文物，上面的文字风格主要是楚国的。
由于清华简在秦朝之前就被埋入地下，因此没有受到“焚书坑儒”的影响，所以可以最大限度地展现先秦古籍的原貌，有助于加强我们对中华文化初期面貌与发展脉络的认识。

清华简的形制多样，其中最长的有46厘米，最短的为10厘米左右。
上面的文字出于多人之手，风格不尽一致，但大都精整清晰。
少数的简上还有红色的格线，又称“朱丝栏”。
[14]根据专家学者的初步研究，这批清华简内容包括以下4个方面：第一，这批简从性质上来说是书籍。
根据之前出土的战国竹简与帛书等材料来看，可以分为书籍和文书两大类。
而清华简经初步研究后发现均为严格意义上的书籍。
第二，这些书籍大都与历史有关。
按照传统的4部分类，虽然有一些竹简内容属于经部，但其内涵仍然是具有历史价值的。
作为随葬的书籍，总是和墓主人的身份与爱好有一定的关系。
例如，1972年出土的银雀山汉简主要是兵书，可以推测墓主人应当是一位军事家。
同理推测这些清华简的主人应当是一位文人。
第三，在这一批竹简中发现了《尚书》。
《尚书》作为研究古史最重要的依据，是古代历史文献的汇编，列于经典。
秦代焚书之后，《尚书》大都佚失。
清华简中存有多篇《尚书》，如《金滕》《康诰》《顾命》等，虽有传世本，但文具存在差异，甚至连篇题都不相同;更多的还是前所未见的佚篇，在传世本里没有。
[15]第四，清华简内还载有一些编年体的史书，上起西周之初，下到战国前期，与《春秋》《左传》等对比，又多了许多新的内涵。
此外，清华简中还有类似《国语》的史书、类似《仪礼》的礼书和与《周易》联系紧密的书等，都是两千多年来无人见过的，可谓玲琅满目让人应接不暇。
当前清华简的研究已经初具雏形，由世界书局出版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首次公布了其中的9篇文献，包括：《尹至》《尹诰》《程寤》《保训》《耆夜》《金縢》《皇门》《祭公》《楚居》。
[16]该书按照整理报告的规范要求编辑印制，刊印有竹简正反面原色原尺寸照片以及放大两倍的文字照片，同时刊有释文、注释等，为学界进行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清华简的出土研究具有极大的学术价值，不仅重现了先秦时期《尚书》等经学文献以及类似典籍，澄清了学术史上存在争论的疑难问题，而且发现了前所未知的周代诗篇，复原了楚国历史和地理，揭示了众多闻所未闻的历史真相。
清华简中的许多古书都涉及到中华文化的核心内容，这些经典书籍的传世本千百年来经过了无数学者的精心整理，凝结着无数学者的心血与汗水。
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些经典的原来面貌，可以对历代学者整理工作的艰辛有更多的体会，更好地指出其整理工作的得失情况，能够很好地推动古籍文献与档案材料的整理与研究工作。
在清华简史类文献中有一篇记自西周初年迄至战国早期的完整史书《系年》，李学勤先生根据《系年》率先在《光明日报》上探讨秦人之起源，引起巨大反响，经过众多学者将近5年的努力，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前期研究成果“清华简《系年》与古史新探研究丛书”已正式问世出版。

7 宋朝官员的人事档案——南宋徐谓礼文书

徐谓礼文书出土于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的徐谓礼墓，因当地公安局侦破盗墓案后缴获了徐谓礼“录白告身”、“录白敕黄”、“录白印纸”等重要的文书，后经盗墓者对文书出土地点的指认，2012年4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武义县博物馆联合对该墓进行抢救性的考古发掘。
出土文书为墓主人南宋徐谓礼一生“付身文书”的录白，所以被学界命名为“徐谓礼文书”。
徐谓礼文书完整记录了徐谓礼从嘉定十四年（1221年）被授以承务郎初入仕，到淳祐十二年（1252年）以朝散大夫知信州，这30多年间的仕宦过程。
[17]如此完整记录一位中下级官员仕途经历的纸质文书前所未有，为宋代政治制度、选官用人制度等多个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真实可信的史料，具有重要的档案学与史学研究意义。

南宋徐谓礼文书包括了委任状等徐谓礼历官的材料，以小楷字按照公文格式写就，被评定为“国家一级珍贵文物”。
其内容主要包括了“录白告身”、“录白敕黄”和“录白印纸”3部分。
（1）录白告身。
告身，即官员任职的“任命状”，在南宋时由三省宰执签署。
徐谓礼墓出土的录白告身有两幅，第一幅长为508厘米，第二幅长为137厘米，宽均为36.5厘米。
经观察可知，长达508厘米的第一幅录白告身实际系由三卷文书拼接而成。
（2）录白敕黄。
南宋时官员差遣的任命由尚书省以皇帝制敕的名义签发，并使用黄色绫纸书写，因此被成为“敕黄”。
出土有长348.2厘米、宽39.5厘米的录白敕黄一幅，经有关专家鉴定认为，是经由倒卖者将七卷文书粘合而成，所幸各卷的时序未至错乱。
（3）录白印纸。
即现代官员的“考核表格”，官员在任期内的表现均会由有关部门记录在官员的印纸上，作为日后考核的依据。
对出土材料进行整理后发现有12幅录白印纸，这是徐谓礼文书的主体。
其中完整记录了徐谓礼30多年间历官的“印纸”，即徐谓礼一生历官所有的“考核表格”、为亲友所写的各类保状，包括官阶升迁、被委任差遣、治绩考核、帮放请给（发放俸禄）、其母过世时依制丁忧守丧等。

宋代的纸张因存世量稀少，十分珍贵，而徐谓礼文书由于墓葬密封数百年间未遭破坏，其经济价值则更加难以估量。
此外，就内容而言，徐谓礼文书是徐谓礼个人生平特别是其在朝廷任职时期的重要档案文献，详细展现了南宋时期从中央到地方、从低级到中级历官及其职务全过程的细节，是南宋中后期政治史、文书学、行政学等领域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行政价值。

8 多朝代档案材料精萃——湖南益阳兔子山简牍

2013年初，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的一家房地产公司在对赫山区三里桥铁铺岭社区进行楼盘开发之前，益阳市文物管理处依据惯例对此处进行抢救性的考古发掘。
经发掘出土了大量的陶瓷器、铜镜等珍贵文物，但最具有价值的便是大量的简牍材料。
在发掘现场的16口古井中有11口发现了木牍竹简约15000枚，其中包括了反映秦二世胡亥即位后第一个月颁布的诏令，当地群众响应陈胜、吴广起义的文书材料等重要内容，具有无法估量的经济、文化、档案与历史研究价值，入选为“201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18]

出土的简牍材料大多长度为23.5厘米、宽为1.3厘米到2.8厘米，个别大型的简牍长49厘米、宽6.5厘米。
经有关专家整理研究发现，这批简牍时间跨度很大，从战国时期的楚国、秦朝、张楚、西汉、东汉再到三国时期的孙吴;内容上则是各时期益阳县衙署档案以及公私文书，涉及人口、田亩、赋税、司法等各个领域;材质方面则包括了杉木、软木松、楠木、刚竹等。
其中，楚简出自四号井和九号井，内容为衣物织物的记录。
九号井则发现了秦二世胡亥即位后颁布的诏令，文中强调了其继位的合法性以及之后施行的惠民措施。
值得注意的是，“始皇帝”换行顶格书写，是诏书、奏疏中提到皇帝或当时朝代名称换行顶格的最早文书实例，开创了后世此类文书体例之先河，这对于文书学和档案学的研究具有无可比拟的价值。
此外，在八号井中出土了“张楚之岁”觚，记载了益阳当地群众响应陈胜、吴广起义，建立“张楚”政权的历史史实。
[19]在一号、五号和七号井中保存有西汉初年长沙国宜阳县的衙署档案，包括有司法文书和吏员管理等。
司法文书详细记载了刑事案件的审理过程，包括文书产生的日期、承办官员、涉案人员的姓名、案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和经过、判决结果等。
吏员管理的内容则包括官吏人数的统计和官员的任免。
东汉晚期至孙吴简牍出土于六号井，包括有1000枚的竹简，记有“永寿”、“建安”、“嘉禾”等年号，内容方面则为钱粮出入账目等。

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出土的15000多枚简牍材料横跨战国、秦朝、两汉、三国等多个历史时期，其数量之巨大、延续时代之长举世罕见。
其内容丰富翔实，为弥补过去历史档案材料的不足、编纂益阳地区的古代历史提供了最直接、最具价值的资料。
最为重要的是，战国简牍多出于墓葬，且内容以遣册和古代书籍为主，而在遗址中出土行政文书档案尚属首次，这对于我们当代做好文书档案工作有着十分重大的借鉴意义。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未能将30年间重要的古代档案文献发现一一详述。
除前文提及的重大发现之外，湖南慈利楚墓出土的战国简牍、沅陵虎溪山汉简、甘肃天水放马滩秦简及木板地图等历史档案文献均具有重要价值。
此外，2015年11月在江西省南昌市，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针对一座大型西汉墓葬的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正如火如荼地进行。
据专家推测，墓葬主人应为南昌西汉海昏侯国的某一代海昏侯，距今约有2000多年的历史。
已经出土了金器、青铜器、玉器、陶瓷器、简牍等宝贵文物，海昏侯主墓的藏合中出土了数以千计的竹简和近百板木牍，初步统计约有3000枚，而其实际的数量将远远大于这个数字。
据专家初步分析，此次出土的木牍的内容应是海昏侯及其夫人分别写给皇帝和皇太后奏折的副本，而根据以前高等级墓葬中出土文书的情况来看，这些竹简有可能包含了多种古代文献，如医术、农书等。
这些珍贵的历史档案文献材料将丰富人们对西汉历史文化、艺术、科技的认知。

近30年来，我国的考古发掘与档案研究工作已取得了极大的成就。
以骨签档案、敦煌悬泉置汉简、湖南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里耶秦简、陕西眉县杨家村青铜窖藏、清华简、南宋徐谓礼文书和湖南益阳兔子山简牍以及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墓简牍等为代表的珍贵古代档案文献，不仅是历史研究的珍贵史料，更是真实再现历代档案材料与档案工作真实面貌的重要依据，是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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