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军装》讲述：历史的亲历者 战争的活化石(歷史父親軍裝)

作者：付如初（文学博士、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

对文学创作而言，历史是人类经验的开阔地，那里有野蛮，有错误，有罪行，更有意志、勇气和智慧。
凭借这些不绝望、不幻灭的积极价值，那些无法逃脱大历史的小人物，才能够在历史的坐标系中建立自己的坐标，赋予生命和信仰更丰富的含义。
而所谓“历史是生活的导师”（西塞罗语），也是指后世不断从历史中汲取这些理性向前的力量。
否则，历史越长，人类背负的经验越多，悲观和虚无越容易占据人的心灵。
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的历史叙事，本质上都是积极的。

徐成沄获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国家金质纪念章。

之所以有这样的感慨，是因为读了《父亲的军装》这本书，也是因为书中诸多此类个人史在回应历史之恶的时刻，在沉迷苦难和面向未来的选择中，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后者。
我以为，这是奥斯维辛之后，“诗的道德”。

作为一部“非虚构”作品，《父亲的军装》张扬自己“道德”的方式是朴实和严谨的。
既然不是专业作家，就索性老老实实地按照人物的经历讲故事，本本分分地把握历史决定命运的微妙时刻，把自己从阅读、采访、记录、查阅档案，甚至个人阅历中获取的世事洞明和人情练达，投注到每一段文字中，讲述父亲的戎马生涯和传奇经历。
如果说文学是作家捕捉世界、重现记忆的途径，那么《父亲的军装》采取的是一种最为务实的态度。
显然，这也是一本个人史面对大历史和大现实的态度，是所有通过个人为时代立传的作品应该有的态度。
有价值的个人史一定是历史观和文学观交相辉映的。

书中的主角徐成沄，是作者徐子建的爸爸，现年103岁，职业是军医。
徐成沄出身湖南湘潭的买办家庭，上过初中，学过中医，再加上家中族侄徐旨乾曾参加辛亥革命首义，在国民党军中资历老、威望高，对他帮衬有加，所以他能在家道中落之后，得到去湖南保安团谋生的机会，也能够有机会上军医学校，直至成为国民党部队的上校军医。

《父亲的军装》

徐成沄述徐子建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父亲徐成沄随部队转战淞沪战场，参加乍浦反登陆、萧山撤守、兰溪鏖战等战役，救治伤员无数，自己也九死一生。
战争激发的家国情怀在一个普通中国青年心中慢慢扩展开来，和战场上的生离死别、命悬一线、前途未卜一起，铸就一个国民党军医复杂的内心世界。
这个世界里有医者仁心，有趋利避害的政治嗅觉，有与生俱来的人际智慧，有国民党等级关系造就的职场法则，还有特殊的英雄主义和男儿责任担当。
书中用很多细节写到了这些方面，让人体会战场中的日常和特殊历史中人的生存状态。

解放战争爆发不久，父亲在定陶被俘，成为共产党军医，参加了挺进大别山的战斗，救治过陈彪政委，也给刘伯承治过眼睛。

父亲和千千万万的抗战老兵一样，不管外部条件如何，不管身上的军装是何种质地、什么颜色，都曾认认真真描画着自己的人生轨迹，对未来充满希望，对前途抱有信心。
然而，如果不是这本书，这轨迹会被历史的大手笔轻松覆盖。
君不见，在无数的战史和名人回忆录中，青年只是数字，军人只是番号。
在“伤亡大半”“全部壮烈牺牲”的概括中，我们无从了解“这一个”的跌宕起伏和喜怒哀乐，也无从了解信仰的力量如何让一个人从被动接纳到主动投身。
1949年6月，父亲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0年2月，父亲随重庆军管会的使命完成而脱下军装，也结束了个人18年的军旅生涯。
2015年，父亲获颁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金质奖章。
2019年，这本书出版之后，103岁的他特意录制了宣传视频，不仅能清晰讲述70多年前在战场上与日本兵面对面搏杀的细节，还能脱口背出十八大精神和“四个意识”。

作者在后记中说：“老父一生并不容易，和平时期也是谨言慎行，这当然与他抗战时任职国民党军医有关。
在我还是国企的车间主任时，他就告诫我说：‘要尊重上级，组织部来个年轻干事，你要先跟他打招呼。
’他说自己参加革命后，没犯过政治错误，也没处分过任何人。
”

米兰·昆德拉说，回忆是依稀的微光。
这微光抚慰旧日伤痛，也抚慰来路那些不笃定的迷茫。
当然，这微光更给阅读这些回忆的人更多的启发和猜想：微光照亮之外，毕竟还有历史那些难以言诠、难以捉摸的幽暗处，人性那些难以推敲、难以论定的复杂处，毕竟还有某些阶段的历史叙事“宜粗不宜细”的含混处。
如此说来，即便是徐成沄这种历史的见证者和战争的活化石，即便是《父亲的军装》这种“幸存者回忆录”式的书，也无法尽言历史的波谲云诡和人性的幽微曲折。
如此说来，所有的历史，所有的往事，在被文字捕捉的时候，都有了“微光”的意义。

有意味的是，这一本以父亲为主角的书，并不只是对应历史的坐标系，它还对应家庭的坐标系。
父亲的家族中，有燕京大学的新青年，有留守家乡的少爷，抗战爆发后，11个人走上战场。
1949年之后，有人留在大陆，有人去了台湾。
书中写到身在台湾的堂姐夫的回忆，也写到官至国民党陆军中将的徐旨乾的回忆。
历史和命运在这个分界线上，显示了意味深长的一面。

而关于父母的小家庭，母亲出场虽然不多，但每一处都让人心生叹息。
母亲的家族也不小，两个人结识既有旧家庭媒妁之言的传统，又有个人的选择。
抗战中，父亲随战场辗转，母亲也一路作为军属追随。
然而，1946年的永丰一别，父亲再也没有回家。
那一年作者徐子建只有一岁。

30年后，父子重逢。
60年后，父亲才肯开口讲述自己在国民党部队的经历。
而直到写这本书，作者才知道，在自己之前，母亲曾先后在战乱中失去一儿一女，她承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伤痛，却从未对一直相依为命的儿子说过只言片语。
等到他通过查母亲的档案了解这一切的时候，母亲已经去世多年了……不只是历史被回忆照出更多的无解幽暗，家庭和命运亦是如此。

极为难得的是，作为一部家族史，一部记录亲生父亲“丰功伟业”的书，作者的态度始终是冷静、节制和严谨的。
他几乎是本能地没有犯家族史书写者最容易犯的“难唯实，易唯情”的毛病。
这自然跟作者的年龄、阅历有关，但父子之间没有日常矛盾而有历史隔阂的亲情血缘，恐怕也是成就这本书的原因之一。
历史给父子造成的“陌生化”，反而让儿子有了“再认识”父亲的历史距离和美学惊喜，由此这本书才能够做到有情而不滥情，尊重而不偏重。

其实，历史会教人记住，也会教人放下，因为人不仅是历史坐标中的点和线，他还是坐标和参照物本身，是万物的尺度。

《光明日报》（ 2019年09月04日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