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疫情来临时_人们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_他们是这样应对的(疫情是這樣嚴重性)

在医学如此发达的今天，尚有这样“谈虎色变”的病毒，戴口罩确实是一种非常有意义的防控方法，那么，在科技相对不发达的古代，人们又是怎样来应对疫情的呢？

最新疫情图

据史料载，周代时期就发生过严重的流行病。
当时，人们把那些流行病称为：疫、疾疫、疠等，一般统称为“疫”，也合称为“疾疫”。
以现代的医学知识来说，这些疾疫分别是瘟疫、瘴气、流行性感冒、痢疾、麻风病等病症。

《公羊传》中记载：鲁庄公二十年夏，齐大灾。
（那次大灾正是“大疫”。
）

据邓拓在《中国救荒史》一书中的不完全统计，历代发生疫灾的次数为：周代1次，秦汉13次，魏晋17次，隋唐17次，两宋32次，元代20次，明代64次，清代74次……

疾疫带来的危害极其恐怖，从每次疫情之后的死亡人数看，程度最严重的一次是金朝开兴元年（1232年）：汴京大疫，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其数。

汴京大疫图

古代应对疫情的方法

疫情给人们带来的损失是相当大的。
面对疫情，朝廷和百姓都在积极地想对策。
不同时期的人们，有着不同的方法。

端午节的龙舟竞渡

由于古代人对疫情并没有科学的认识，人们很难找出疫情发生的原因，他们往往把疫情的发生归结为不顺应天道而造成的天对人的惩罚。

先秦时期，传说帝颛顼有三子，生而亡去为鬼，其中一个居江水是为瘟鬼。
为此，人们每于疾疫发生时，作法以驱除疫鬼。
因此，后来人们逐渐从巫术的角度，开创出了在端午节龙舟竞渡的活动，好让“疫鬼”远离人们。

除此以外，历代流行的设醮、纸船送瘟神等民俗，也都是驱疫鬼的具体形式。

古代龙舟竞渡

隔离制度

随着医学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疾疫发生与公共卫生息息相关。
从而，才开始重视起公共卫生事业来。
“隔离”这种方法，曾被人们批评为“不仁不义”。
隔离这一方法的推行并非一帆风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甚至遭到极大的反对。
然而，除此之外，再无更好的方法。

南宋后期大臣、理学家真德秀在泉州任职期间，在《开沟告诸庙祝文》中记载：

“淤泥恶水，停蓄弗流，春秋之交，蒸为疠疫”。

文中的“蒸为疠疫”是指隔离的意思。
而关于隔离观察治疗的方法，最早记载见于《汉书·平帝纪》：

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

到了南北朝时期，“隔离”则已成为制度。
萧齐时，太子长懋等人曾设立了专门的病人隔离机构——六疾馆，以隔离收治患病之人。

又如南宋乾道二年（公元1166年），监察御史吴芾知隆兴府时，当地“旧有豫章沟，比久湮塞，民病途潦。
公曰：‘沟洫不通，气郁不泄，疫疠所由生也。
’亟命疏浚，民得爽垲以居。
”

晋时就有记载：如朝臣家染上时疫，只要有三人以上被感染时，即使没有被染上的人，在百日之内不得入宫。
但是人们很少有人自觉地采取这种“隔离”的措施。
所以，每次疫情死亡的人数并没有随着医学的进步而有所减少。

漏泽园制度

为了避免疫死者的尸体再次成为传染源，据《周礼》所载，从先秦时期开始，就有了集中处理无主疫死者尸体的做法。
从此，每遇大疫，官府都会集中掩埋死者尸体。
如南朝梁武帝时，郢城大疫，全城十余万口，死了近八成的百姓。
朝廷下令给死者赐棺器盛殓，以防止疾疫传染。

到了宋代，每次灾害过后，朝廷都要招募僧人掩埋尸体。
嘉定元年（1208年），江淮一带大疫，众多寺庙的志愿者，掩埋尸体达200人者，官府则给度牒一道作为嘉奖。

从北宋末年开始，各地便普遍设立漏泽园制度，以掩埋那些无主尸体。
后来的朝代，官府也都效仿这一制度，在各地建立漏泽园，减少了由尸体繁殖传染病毒的机会。
在很大范围内，控制了病毒的蔓延。

药物应对

除了以上的方法，人们也在研发治疗疾疫的药物，包括内服和外用（消毒）两种方式。

在《与王敏仲书》中苏轼提到，治疗瘴疫方为：“用姜、葱、豉三物，浓煮热呷，无不效者。
”

《宋史·外国·吐蕃》中提到北宋景德三年（1006年），六谷吐蕃的铎督部族发生疾疫，宋廷提供的治疫药物为白龙脑、犀角、硫黄、安息香、白石英等76种。

沈括《梦溪笔谈》中记载的一则事例说，所用治疫药物为柏叶，颇有神奇之效。

《靖康纪闻》中记载的治疫药方为黑豆汤，其方为：“黑豆二钱（令炒香熟）、甘草二寸（炒黄色），右二味以水二煎一盏，时时服之自愈。
”

元人笔记《辍耕录》中记载：元朝初年时，元军发生疾疫，以大黄疗治，所活近万人，效果亦极显著。

中医在古代就已经有消毒的意识了，在疾病爆发的区域，人们会使用醋或者石灰进行处理。

据秦代出土的竹简记载，凡来秦国入城的宾客入城时，其乘车和马具要经过火燎烟熏以消毒防疫。

到了宋代，人们还用艾蒿等药物燃烟，不仅能驱赶蚊虫，还有预防瘟疫的作用。

除此之外，古代人还运用草药、针灸、艾灸、砭石等手段来对抗瘟疫。
这些手段以中医系统的理论观念为指导，在应对瘟疫的过程中起到了极大作用。

中医经典著作《伤寒论》中，还论述了对多种传染性疾病不同时期的诊疗方法。
此书中的方药沿用至今，其灵活多变的辩证施治方法，也奠定了中医实践的基础。

古代人对生态的保护

从2003年的“非典”到现在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罪魁祸首都是人类食用了携带病毒源的野生动物引起的灾难。
对于人类和动植物界平衡状态的环保意识，其实古代人在很早的时候就有了。

五帝时代、周代

几千年前的五帝时代就非常重视对野生动物的保护。
当时管理山泽鸟兽的官员被称为“虞”。
大禹治水时，舜帝同时派益为“虞”。
现在看来，“虞”应该是世界上最早的生态保护机构和官职，所以益是世界上第一位生态保护官员。

在儒家经典著作《周礼》中，详细地记述了周代管理山林川泽官员的建制、名称、编制及职责等。
周代设地官，地官大司徒是政府官员中的六卿之一，地位非常重要。
他分管农、林、牧、渔等生产部门。
而下属山、林、川、泽的官吏分别称为山虞、泽虞、林衡、川衡，并按山林川泽的大小制定了大、中、小三类机构，及员工的数目编制。
可见当时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的机构是相当健全的，其职责也很明确。

周以后的朝代多数也设置了虞、衡等机构来管理山林川泽等，以保护环境和野生动物。
其中专管禁猎政令的职务叫“迹人”，由“迹人”设立界限、禁令，派人守护。
凡田猎者都必须听从“迹人”的命令。
规定禁止捕杀幼兽，摘取鸟卵及使用有毒的箭射杀禽兽。

在西周的《伐崇令》中记载：“毋坏屋，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
有不如令者，死勿赦。
”

可见，对于违反了相关律令的行为，受到的处罚将会十分严重。

春秋时代

春秋时，齐国规定山林水泽按时封禁和开放。

《管子·地数》载：“苟山之见荣者谨封而为禁。
有动封山者，罪死而不赦。
有犯者，左足入，左足断，右足入，右足断。
”

《吕氏春秋·士容论·上农》中也记载，当时制定了春夏秋冬的禁令。
禁令规定在生物繁育时期，不准砍伐山中树木，不准在泽中割草烧灰，不准用网具捕捉鸟兽，不准用网下水捕鱼等等。
这些机构的设置和法令的逐步完善，为后来各个时期的野生动物保护奠定了基础。

汉代至明清

汉代颁布最早的保护鸟类法令；唐宋时期，对于野生动物的认识和保护不断深入，尤其是宋代曾有一条法令执行了200多年，可见野生动物保护深入人心。
明清时期，有些统治者的觉悟非常高，他们高度重视对野生动物的保护，尤其亲力亲为地起到了示范天下的作用。

《明史·食货志》载：“明初，上供简省。
郡县供香米、人参、葡萄酒，太祖以为劳民，却之。
仁宗初，光禄卿井泉奏，岁例遣正官往南京采玉面狸，帝斥之曰：‘小人不达政大体。
朕方下诏，尽罢不急之务以息民，岂以口腹细故，失大信耶！
’”

玉面狸是当时供皇宫馔食用的一种野生动物。
玉面狸在当时也属珍稀野生动物，如果皇帝带头食用，还不带动全社会的跟风！
明仁宗皇帝这一斥不知救了多少玉面狸的性命。

史料记载，明弘治年间(1488年-1505年)，朝廷曾多次放生野生虎、猫、鹰、山猴、鸽等，并禁止各属国进献珍禽异兽。

清代皇帝也有一些保护野生动物的诏书与禁令：

顺治皇帝听说广东采珠之风甚盛，危及了百姓，于顺治四年(1647年)冬十月下令禁止；

古代采珠图

康熙皇帝于康熙二十一年(1712年)五月，免去向皇宫供鹰的指标。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清实录》记载的雍正皇帝禁用象牙制品的事情：

雍正皇帝在雍正十二年(1734年)四月谕旨大学士等：“朕与一切器具，但取朴素实用，不尚华丽工巧，屡降谕旨甚明。
从前广东曾进象牙蓆，朕甚不取，以为不过偶然之进献，未降谕旨切戒，今者献者日多，大非朕意。
夫以象牙编织为器，或如团扇之类，具体尚小。
今制为座蓆。
则取材甚多，倍费人工，开奢靡之端矣。
等传谕广东督抚，若广东工匠为此，则禁其勿得再制。
若从海洋而来，从此屏弃勿买，则制造之风，自然止息矣。
”

雍正看到各地特别是广东进贡到宫里的象牙制品日盛，心里很不是滋味。
这道谕旨体现了雍正对野生动物的仁爱之心，这也是世界上第一个禁止象牙制品的禁令。

雍正皇帝画像

结语

以史为鉴，人类与自然要和谐共处，就必须做好野生动物的保护工作。
希望人们能从非典与新冠肺炎的疫情中醒悟过来，切勿再去以身试险、贪一时“口福”，去肆意食用野生动物。
以免人类再次遭到如此浩劫，得到如此惨痛的教训。

愿这次冠状病毒早日被控制，愿我们的家园早日恢复宁静。
并向战斗在疫情前线的医护勇士们致敬，愿你们平安归来。

西南医科大医疗队